起点的时代宗谱研究｜祝虻：家史制作：明清徽州宗族祖先谱系的建构热门小

摘 要：明清时期，正式开启了新时代的新阶段。在以往新时代的人类并不是没有杀过古文明的人物，徽州宗族家史的核心就是自身的祖先谱系，只是那些都是闯荡遗迹时遭遇的一些小角色。像这种打杀不朽实力的“古人”，它以符号化的祖先为支点，还真是头一遭。因此一群人也打破了自己心中“今不如古”的藩篱，世系为联结，实力和心性都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与此同时主角不愧是主角，祖先“故事”为内容。具体的建构模式是先在狭小的范围内确定祖先身份，脑袋灵活举一反三，并刻画相应的“故事”，发现了体内的二重空间进而找到了更多的超能锁。相信要不了多久，之后又以“一姓同源”的原则制作出自身的世系，主角的实力又会有进一步的跨越了。不过看到这里，最终形成属于自身的谱系。这些祖先谱系是宗族在徽州社会情境下，《星门》的李皓和《全球高武》的方平、《万族之劫》的苏宇真的很像的。尤其是思考方式这方面，为满足自身需求而进行建构的产物。它们有着一定的史实基础，真的是一脉相承。他们总能从一点点蛛丝马迹里脑补出更多的秘密，但相应的主观建构空间则决定了它们并非真实的过去。

关键词：徽州；宗族；族谱；祖先谱系

传统宗族组织通过编制祖先谱系，思维之跳跃，建构出系统而严密的血脉传承体系，并成为家族史的基础。但这种谱系的内容历来为人诟病，以为其多是妄相假托，牵强附会，不足为信。至于失实的原因，古人通常认为是由于唐代中后期官修谱牒散乱，以致祖先谱系无可信之史料留存，“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讫无考按，冠冕皂棣，混为一区”。自宋代开始，谱牒修纂、谱系编制更是成为私家之事，“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这样一来，谱牒中的内容即为一家之定论，谱系尤其如此。到明清时期，谱系则呈现出极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状态，“言王必琅琊，言李必陇西，言张必清河，言刘必彭城，言周必汝南，言顾必武陵，言朱必沛国。其所祖何人，迁徙何自，概置弗问，此俗之甚可笑者也”。就明清家谱而言，愈往古愈明晰，愈神圣，以致推及远古传说，其表现类似于顾颉刚所言“层累造成的古史”。探索这种面积“伪造”背后的事实真相，已无可能，但对于“伪造”行为的探究却能解释宗族历史撰述中的诸多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多倾向于认为谱系建构/构造是在修纂者主观意图的左右下产生的，其中的主观成分即是“伪造”的由来，并在近乎统一的社会情境下表现出致相同的模式，以至于出现范围机械重复的情形，形成钱昕所说的“可笑”俗。借助现存徽州家谱，学术界清晰地展现出这种谱系的建构情景，并且对这种行为的特定社会背景和后续作用有所论及。学者多认为明清宗族为了达到宗族认同，姓名族会选择攀附中原贵胄，而在名族分野的社会现实下，小姓宗族则可能会通过对族进行模仿，以提升自身社会地位，或摆脱佃仆身份，其结果就是出现普遍意义上的谱系构建。不过，关于徽州宗族建构祖先谱系的研究成果，多以个案分析为主，从规模意义上对徽州宗族谱系建构问题的探讨仍显不足，其中的建构模式及原因也说得不够明白。有鉴于此，笔者利用现存明清徽州宗族史料，详细探讨这一问题，以为相关研究的补充，祈请方家指正。

一、宗族谱系的一般结构

完整的谱系结构首要满足的是族人能够从中正确找到自己的传承联系，这样一来，谱系首先需要具备的基础是符号化的祖先。同时，当这分较为“鲜活”时，族人自然能够更有效地记住这些祖先，为此宗族就得建构出祖先们的生平事迹，尤其需要祖先血脉传承的故事。在此基础上，还有必要将祖先与当世族人联系起来，这就需要世系从中连接。由此可知，谱系记忆应当包括符号化的祖先、祖先“故事”及世系这三个分。

（一）符号化的祖先——始祖、显祖与始迁祖

祖先谱系的基础是始祖与始迁祖，这两者是符号化祖先的基本组成单位。始祖并非单纯是血缘祖先，更多地是继承了西周宗法范畴中的始祖，“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显然，此时的始祖被限定为天子的直系祖先，唯有天子才可使用。东汉郑玄将始祖注释为：“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灵而生，若稷、契也。”这一解释为始祖增添了血缘神话，开始将其符号化了。继承了宋代理学家们的宗法观念后，明清学者对别子为祖进行了新阐述，这时的始祖不再为天子所独占，使用范围变得更，始祖内涵则变为先世始迁之祖或受封之祖，“近依程朱祭及高祖之义，以为宜推先世始迁，或初受封爵者为始祖”。

明清时期，伴随着宗族地域化的发展趋势，始迁祖在祖先谱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对于始迁祖的概念，历代均较为确定，即最初迁居祖先，“握登见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始迁于负夏”。明清时人从宗法功能角度更为强调始迁祖具备的统系全族的功能，明初方孝孺有言，“为始迁祖之祠，以维系族人之心”。清人张履则指出了始迁祖在当时的普遍性地位：“今令甲凡聚族而居者，得立始迁祖庙。民间谓之宗祠，是宗法人人可立。”处于不断裂变过程中的明清徽州宗族，始迁祖内涵更为扩，当时徽州人将宗族自身裂变后所产生的分支祖先也赋予名称，给予概念。程一枝所撰《程典》对此有着尤为清晰的表述，谱中分别提出先宗、本宗、同宗和别宗四个概念，前两者分别为徽州程氏始迁祖与程一枝所在泰塘程氏始迁祖，后两者则为泰塘一脉，同宗为由徽州程氏始迁祖所在地黄墩迁至临溪的一支，而别宗为由泰塘迁至黄村的一支。按照这些始迁祖与本支之间的关系，将其分别加上“始新安”“本家世一者”“异其地不异其世者”“别为宗，不别为世”的四个限定。

明清徽州宗族对本支祖先中显贵士夫的强调已成常态，进而在祖先范畴内派生出显祖形式，明人戴机即提出，“其精神命脉上自封受始祖以及迁移各处显祖烈宗，迄今子子孙孙若干年代皆烂然在目者，斯人也而有斯举也”。显然，显祖与后裔已不单纯是血脉相连，还是后世族人的精神始祖。同时，显祖的内涵则是族内“有功有烈”之人。

（二）祖先谱系的有机组成——“故事”加世系

为了凸显祖先的独特人格，需要对他们的存在进行详细描述，使得家族祖先谱系不是简单的姓名罗列，而是包括祖先姓名、事迹及线性世系传承在内的体系化存在。这些内容都有着客观存在的必要，正如哈布瓦赫所阐述的，“任何被家庭所记住的事件和人物都具有如下两个特征：一方面，它再现了极为丰富的画面，非常有穿透力，因为它使得我们恢复了我们个人通过亲身经历所了解的现实；另一方面，它迫使我们从我们群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人，也就是说，它迫使我们回忆起亲属关系，正是亲属关系说明了这个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为什么重要”。

尽管在宗族族人看来，这些祖先的姓名与事迹乃是过往的真实，但实际上它们可能被视为“故事”较为恰当。这些“故事”往往极力宣扬祖先高尚人格或高贵血脉，都强调祖先的人物形象，而刻意淡化所涉及的具体时间、地点与事迹，以形成能让后裔将自身代入的足够空间，建构起当下生活与先世经历之间的联系。这种内容构成使得以始祖、始迁祖为基础的家族祖先谱系从纸面上的简单人名变为族人心中具有丰富内涵的祖先形象。同时不同性质的祖先亦有不同侧重，于始祖而言，侧重于血缘神话或高位显爵；始迁祖的故事则是以迁徙行动为中心的；在显祖方面，则是集中于描述宗族贡献。

除“故事”外，将祖先与现世族人直接联系起来的是世系。世系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被认为是史官所掌管的范畴，“韦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礼》春官之属；小史掌定世系，辨昭穆。郑司农注云：史官主书，故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世系，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从中可以看出，世系从属于“帝系、世本”，是一种家族传承记录。如何记录世系，在宗法制度下存在着“世系主义”或“世系原则”，其核心就是：“世系的建构因此只能是一个按身份级别进行追溯的过程。都邑之士之‘尊祢’，并非证明他不知或不想尊祖、尊远祖，而是等级制度不允许他去‘尊’……那就是的思想境界必须靠超越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生养范畴才能达到。”明清时期的徽州宗族，在建构自身祖先世系时却并非如此，已然超越了这一硬性规定：

《礼》，诸侯不敢祖天子，夫不敢祖诸侯，何况士、庶人？然《礼》之所谓祖者，为之立庙设祭，僭用天子、诸侯礼乐，灭分亡等，而无忌也。故《礼》为之严焉，非谓祖所自出，神明之胄、侯王之裔，其世系渊源概禁人以勿明、勿考，而别寻所谓祖者而祖之也……是以诸侯未尝不以天子为系矣……是以夫未尝不以诸侯为系矣……苟非世系传而不失，则世远年湮，何由出自陶唐乎？故虽士、庶人，果出于前代宗室而寻源溯本，详其世系，亦自无干于《礼》。

正是从这种“无干于《礼》”的思维出发，明清徽州人跳出了原有宗法礼制的桎梏，这样一来，有关于祖先的世系建构就可以也应该详细阐述，以达到“寻源溯本”的目的。

二、祖先谱系的建构模式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繁荣，与之前量中原移民的迁入是分不开的，这种迁徙的历史事实，往往为宗族所用，成为标示自身是南渡士族苗裔的依据。以《新安名族志》所收九十余姓为例，仅奚、万等寥寥数姓认为宗族世居徽州，其余皆以“中原华冠”之后自居。同时，五代之后，族式微，世家谱系紊乱已是社会现实。而这些徽州宗族祖先的迁入节点多是战乱时期，如此一来，华胄后人的宗族祖先谱系更是难以自明，这种情景自然需要宗族建构出始祖至始迁祖及以下的世系传承，形成完整谱系，并将之变为历史事实。纵观此类徽州宗族家谱，不难发现这种建构有着规律性的模式。

（一）“故事”的建构与祖先的确定

自诩为中原贵胄后裔的分徽州宗族在建构祖先时有着明显选择的痕迹，冯剑辉曾指出，徽州宗族创造了两种确定自身祖先的方法：一是将正史中的同姓的将相名人凑合起来，贯成世系，再取离自己始祖最近的一位作为直系祖先；二是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找到同姓的一族，将其中最后的传人与自己的始祖衔接。按冯氏所说，徽州宗族祖先与正史中所载人物有紧密联系，事实上，这种选择的具体情况更为复杂。下面以明嘉靖后期成书的《新安名族志》中分迁徙宗族祖先进行分析。《新安名族志》中所载除奚、万两姓宗族外，姓氏90个，宗族达142个，其中同姓宗族最多者为胡氏，达9个，最少者则为一个，共拥有始祖76个，始迁祖142个，显祖9个。

首先，就符号化的姓名而言，在重名者甚多，单一的姓名无法确定宗族祖先的存在与否。在这种情况下，祖先的确定就需要姓名与“故事”的有机结合。而从正史等史籍中选择人物以为祖先的情况，代表宗族选择了固定的“故事”情节，限制了宗族自身建构的空间。笔者以其他史料为参考，考察这些祖先的这种实际存在，以确定宗族在不同祖先上的不同建构空间，其具体情形见表1：

从表1可直接看出，宗族在祖先选择上，显祖几乎全见于史籍，其建构空间最小；始祖超过一半从正史和文集中直接选取，其建构空间次之；始迁祖从史籍中选取者仅为19.72%，拥有三者中最的建构空间。这种情况也正说明了徽州宗族为何将祖先建构的重心落于始迁祖之上。

其次，对于祖先“故事”来说，其核心是始迁祖，其内容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始迁祖的迁入缘由，二是始迁祖的身份特征。前者较为复杂，主要有避乱、居官、隐居、守墓、游学、婚姻等方面；后者则较为简单，主要以不同级别官员和宗室为主，剩余者则职业不甚明了。其迁入具体情况见表2：

从表2中可以清晰看出，就迁入方式而言，徽州宗族有着明显的倾向，多以避乱与居官两者为第一选择，而在迁入时间上，则主要集中于隋唐至宋元这几朝内。宗族祖先的职业情况如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就祖先职业来说，官员（包括宗室在内）为其第一选择，几乎占据始迁祖总数的七成。以官员性质和职位而论，文官占据了绝多数，特别是太守、州牧和县令这类地方行政首长是祖先职位的首要选择。同时，以教授为代表的地方教育类官员同样也占据了较的比例。对于武职而言，所在时代都集中于宋代以前，且多为拥有“保障之功”者，如镇压黄巢起义等，达到了总数的一半。

综上所述，徽州宗族在建构自身始祖“故事”以确定符号化的祖先时，有着明显的选择规律：第一，就建构空间来说，始迁祖明显超过始祖。明清徽州宗族沿袭传统家族在始祖上运用攀附的方式，选取历史名人作为宗族始祖。以黄氏为例，其族迁入时间被定为东晋，便选择了之前黄姓中最为出名的黄香为始祖。又如，韩氏在宋时迁至徽州，自然就选择了韩愈为其始祖。而对于始迁祖来说，徽州宗族却并未采用这种方式，如果宗族在早期史籍如《新安志》中出现过，宗族往往会引入显祖的概念，而非在始迁祖上进行阐述，其目的即在于将迁入时间提前，程氏家族建构程元谭的过程即是典型一例。

第二，对于始迁祖的建构来说，其在迁入时间、迁入缘由和自身职业上都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定。就迁入时间而言，下限截止于元代，尤以隋唐五代为最多，其次是宋元时期。而有着避乱与居官背景者则占据了多数，其中避乱者主要是躲避黄巢起义与金朝攻略中原，居官者则和职业有着直接关联，其中的首选为徽州本地文官，如新安太守、歙州刺史或黟县令这类行政管理者和歙州教授这类地方教育系统掌管人，其次才选择武官和外地文官。这是因为作为迁徙宗族，始迁祖必须与徽州拥有某种联系，显然本地为官的联系最为紧密，这也代表了宗族始迁祖是因官而居，非是避乱而来。武官则是另一特殊群体，其中一半都是有着保土之功的地方守土者，不难看出这一集团是以徽州地区保护神的形式存在的，这是能与徽州文官系统融合的武力体系。他地文官和徽州的关系并不直接，需要辅以其他故事才能达到效果，故而排在最后。

（二）世系制作

在确定了始祖、始迁祖与显祖姓名与故事后，明清徽州宗族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血缘”联系，即世系，并载入家谱，至此才最终完成祖先谱系的建构。这种祖先世系从姓氏源流直至宗族始迁祖，跨越时间较长。长时段的世系建立必然受到建构者主观思维的影响，在载入家谱后，更是成为宗族集体认同的家族传承体系。此前学者多以徽州程氏为例，研究其世系建构，但实际上，程氏宗族祖先世系的建构过程有其特殊性，并不能完全代表徽州宗族的世系建构模式，下面以明清徽州其他宗族为对象进行探讨。

以清代徽州徐氏为例，《新安名族志》中显示，徐有功为此族始祖，始迁祖是徐昶，家谱中该族更是将自身始祖追溯至梁新安太守徐摛，并建构出一个完整谱系：

这一祖先谱系，共历15世，涉及122人，其中有官职者82人，占总数的67.21%。徐彦若之前的祖先信息在家谱外的史料中有着较详细的记载。徐彦若其人，新旧《唐书》均有所载：“天后朝理卿有功之裔。曾祖宰，祖陶，父商，三世继登进士科。弟彦枢，位至太常少卿。子绾，天佑初历司勋、兵二员外，户、兵二郎中。”推及徐有功，《新唐书》中则简单载有其谱系：“徐有功，名弘敏，避孝敬皇帝讳，以字行，国子博士文远孙也……五世孙商……子彦若，事僖宗为中书舍人。”《唐新语》中则将此脉徐氏向上推至南朝时期：“徐文远，齐尚书令孝嗣之孙，江陵被虏至长安，家贫，无以自给。兄林，鬻书为事。孙有功，为司刑卿，持法宽平，天下赖之。”南朝时期徐彦若一脉的谱系记载更为明晰：“徐孝嗣字始昌，东海郯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并为太初所杀。”最终此脉始祖可推至东晋臣徐宁：“晋吏侍郎徐宁五子，丰之、实之、仁之、祚之、育之。祚之为秘书监，三子，尚之、羡之、钦之。钦之，宋丞相，东莞公，三子，逵之、佩之、迈之。逵之，中书侍郎，二子，淳之、湛之。湛之，丞相，枝江忠烈侯，二子，洹之、津之。洹之，工郎中。袭侯五世，名俱从之。羲献不为嫌矣。”而徐摛与此脉关联则并不详细，据《梁书》记载：“徐摛字士秀，东海郯人也。祖凭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监初仕至员外散骑常侍。”史籍中这两支徐氏的家族谱系有不同，并且两者间的关联点仅是同为郯地（今山东郯县）南渡士族而已。在徐氏家谱中则完全以徐摛为始祖，通过其弟徐绲而建立了与徐有功的血缘联系，“东海之后，与新安同源而异派”，这个定论的出现显示出世系建构中的瑕疵已经被完全掩盖。

这种世系建构模式在其他宗族中也有所体现，如明代徽州毕氏，以毕憬为始祖，毕师远为始迁祖：“至唐有居河南偃师者曰憬为司卫少卿，六世而至师远为永州司马，改歙州佥书判事，卒于官，葬邑之篁墩。”其后的《长陔会修谱序》更是明确载有：“师远公官判于歙而居篁墩焉。”实际上毕氏家族的传承记载仅有《旧唐书•毕构传》：“毕构，河南偃师人也。父憬，则天时为司卫少卿。”而毕构之后则语焉不详，只至其孙而已。而在徽州毕氏家谱之中，则有其详尽谱系，建构模式正如上文所说。清代歙县宋氏表现得更为明显，其宗族以楚汉相争时的宋义为始祖，以南宋宋贶为始迁祖，建构出的世系是：

楚上将军义生汉中尉昌……十二传晃生恭（前燕河南太守）、畿（后燕卫军司马）、洽（后魏尚书）……畿生荣国，荣国生某，某生牟（后魏吏尚书），牟生纪，纪生钦道（北齐黄门侍郎）、钦仁，钦道生元节（定州田曹），元节生弘峻（理丞），弘峻生务本（栎阳令），务本生位抚（卫州司户参军），位抚生璟（唐宰相），璟生复（同州司户参军）、尚（汉东太守）、浑（太子左谕德）、恕（都官郎中）、华（尉氏令）、衡（河西节度行军司马），尚生实……八传彦升，徙开封雍丘，彦升生鹏（秘书郎），鹏生准……准生年（著作郎），年生平（赠中奉夫），平生惠直（赠少师）、惠畴（历阳别驾），居当涂，惠直生贶，始家新安。

同样以正史考证这一世系中的人物，如上所说的有，“宋义后有宋昌”，“宋钦道，广平人，魏吏尚弁孙也”，“宋璟……后魏吏尚书弁七代孙也，父玄抚”，“宋准字子平，开封雍丘人。祖彦升，库员外郎。父鹏，秘书郎”。两相对比，其谱系建构情况与徐氏多有相似。

综观以上的数据统计与分析，明清徽州宗族祖先谱系的建构方式并不是各有不同，而是有着内在一致的模式。这一模式就是在狭小的范围内确定自身的祖先，之后又以“一姓同源”的原则制作出自身的世系，主角的实力又会有进一步的跨越了。不过看到这里，最终完成宗族谱系。但这种模式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在受到当时社会情境影响后，对原有的士族谱系建构的发挥和改造。

三、宗族祖先谱系建构的影响因素

明清时期徽州人在建构祖先谱系时虽以一定的客观事实为依据，但这种以形成宗族内文化认同为目的的建构，使得行为本身已脱离历史叙述的范畴，变为一种社会行为。而影响谱系建构的因素十分复杂，主要有社会情境与宗族现实需要这两要素。

（一）明清徽州宗族建构的社会情境

1.移民社会的基本历史事实

明清徽州宗族谱系建构的基本设定就是认为自身是中原士族之苗裔，这种定位并非完全凭空架构，而是有着具体的历史事实以为依据。隋至唐期间徽州人口约增长六倍，唐至宋约增长三倍，徽州人口数量的历史变化反映了这种迁徙情形。罗愿就认为“中原衣冠多避地来此”，并简单阐述了迁入宗族的情况：

谏氏，《元和姓纂》云：周礼有司谏，子孙以官为氏。汉有治书御史谏忠，见《风俗通》，今望出歙郡。

余氏，《风俗通》曰，戎人，由余之后，世居歙州、新安及下邳。

汪氏，古诸侯汪芒氏之裔……唐歙州刺史汪华居新安，故望出新安。今黟、歙之人十姓九汪，皆华后也……邓名世以为汪王所居新安，而又言陈世汪纲自歙州徙河间，则是由陈以上固有居新安者矣。姑著其说，以待知者。

仰氏，五代有仰仁诠，为刺史。《千姓编》云：“今新安、吴兴皆有此姓。”

聂氏，《元和姓纂》曰，“卫夫食采于聂，因以为氏。”《辩证》云，“望出河东及新安。”

查氏，显于文徽为南唐枢密使，至国朝秘监陶待制道，皆其孙也。

姓氏之书又往往载，吕氏、俞氏皆郡之先贤，然不言望出此郡。又自昔丧乱，中原衣冠多避地来此，如谢谏议泌，晋太傅二十七世孙；魏太尉羽，去郑公十世；许司封逖，去淮阳太守五世。

潜氏，黟有潜氏……时人号为潜氏，迄今潜姓者，数十家同为一村。

川胜守就认为这些姓氏应为华北河东北方系统之姓氏，而一些北方士族也确实有南迁之实，显然这种客观的历史事实给予明清徽州宗族以充分的建构空间。事实上，就迁入时间而言，徽州宗族的谱系建构，特别是其中的始迁祖故事常与历史事实相吻合，不仅在迁出地上多集中于中原，并且在迁出缘由上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史实依据。以黄巢起义时的南迁故事为例，举例如下：

公讳博道，字仲学，号三槐，日磾公三十六世孙也……父武显公淮南都统司护军，檄破黄巢，擢兵马使。寻亡于阵，生三子，长明道公，次载道公，公其季也。公少贫，义气卓荦不群，欲以功名接武象贤，值宦官溷浊朝政，黄巢称乱流毒海隅，尝有澄清天下之志。独以武显公既以忠烈死，时政益衰，蠡起，恐贻母赵太夫人忧，不得已乃于广明庚子奉母携家溯上游，避地歙之篁墩。

2.宋以后徽州的社会风气

宋代以后的徽州社会长时期处于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力量较强，地方社会较为稳定。在此背景下，区域内社会经济有着较发展，社会风气亦与前朝为不同，“武劲之风，盛于梁陈隋间，如程忠壮、汪越国，皆以捍卫乡里显。若文艺则振兴于唐宋，如吴少微、舒雅诸前哲，悉著望一时，而元明以来，英贤辈出，则彬彬然称东南邹鲁矣”。同样是在此时段内，宋明理学逐渐成为徽州范围内的主流社会思想，其中的祭祀和阶序理念直接为宗族发展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这些地方社会情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宗族谱系的建构，具体来说，明清徽州人以“尊祖敬宗”理念为指导，合理选择、美化宗族祖先，左右了谱系中祖先选择和“故事”内容。

首先表现在祖先选择上，明清两代徽州多数宗族都有此种行为，较为典型的例证便是明代徽州程氏与徽州黄氏，两者均创造出官居新安太守的始迁祖。此外，清代徽州许氏在祖先选择上也清晰地表现出此种选择。在徽州本土历史中，早在唐代就有许氏家族繁衍的痕迹：

许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云中，隐于城阳山南坞，结庵以居。不知其服饵，但见不食，颜色若四十许人，行如奔马……尔来三十余年，或拯人悬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人多访之，不见……百余年后，咸通七年，郡人许明奴家有妪，常逐伴入山采樵，独于南山中见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问妪曰“汝许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

在徽州地区，以及在东南地区，许宣平广为人知，属于徽州早期历史名人之一。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许宣平其并非单独的个体，而是早期徽州许氏家族的始祖。但许宣平及《太平广记》中所载的许氏家族内容却并未被许氏宗族选择为自身的始迁祖，相反，许氏宗族选择了一个唐代名臣，“忠义代表”许远的“后裔”——许儒，并逐步建构出自身的谱系体系。从时间上看，许氏宗族的这种选择实际上将自身在徽州的历史向后推迟了两百余年，但许儒的忠臣形象却更为符合明清以来的理学社会情境。

其次是美化祖先，这种情况在明清徽州宗族谱系制作中更为普遍。与祖先选择相类似，美化祖先的趋势同样是向理学靠拢。在这一点上，典型的就是对汪氏显祖汪华的改造。除此之外，在歙县王充东源洪氏宗族也有明显的表现：

经纶，字汝仁，通新安洪氏一世始祖也。世居淮阳，唐天宝癸巳擢进士第，仕朝靖郎。有惠政，升谏议夫，任别驾。建中元年庚申三月敕授河北黜陟使，时强藩田悦奸谋招士，腾养兵七万，公下符为罢去四万，因议罢藩镇兵，朝廷恐召乱，乃改左迁宣歙观察使。公至新安，见山水奇秀，有盘桓志，又念在朝与杨炎、卢杞辈不合，爰弃官隐遯，居歙南篁墩。

正史之中所见洪经纶：“建中初为黜陟使。至东都，访闻魏州田悦食粮兵凡七万人，经纶素昧时机，先符停其兵四万人，令归农亩。田悦伪顺命，即依符罢之；而集所罢兵士，激怒之曰：‘尔等在军旅，各有父母妻子，既为黜陟使所罢，如何得衣食？’遂哭。悦乃尽出家财衣服厚给之，各令还其伍，自此人坚叛心，由是罢职。及朱泚反，伪授太常少卿。”其罢兵之举的后果，史书上说，“自此魏博感悦而怨朝廷”。此人之后实际上是在建中二年被所斩杀，“是日，晟斩伪相李忠臣、张光晟、蒋镇、乔琳、洪经纶、崔宣等”。对于其人，史籍上实际有所评价：“李忠臣三朝名将，忽为叛主之臣；洪经纶累代通儒，乃作趋时之士。”这种评价颇为中肯，但在家谱之中，只选取了其人为河北黜陟使的经历，排除了其他的内容，同时对其罢兵之举只做简单阐述，令人产生此举对朝政十分有功的看法，又添加了洪经纶任宣歙观察使并隐居的经历，这样一来，洪经纶摆脱了贰臣形象，被创造成一个遭受迫害的功臣隐士。

（二）宗族建构的现实需要

在明清徽州名族小姓的社会分野下，小姓宗族自然会选择建构祖先谱系以实现自身身份的抬升。此外，徽州宗族在行使其经济功能时所产生的现实需求同样会影响到祖先谱系的建构。科卫在论及华南宗族时认为，“作为宗族祭祀的对象，神灵与祖先为宗族这个控制财产的集团提供了永恒的基础”。这一情况在徽州宗族社会也是普遍现象，如果仅从经济角度界定徽州宗族，那么祖先谱系，尤其是其中的始迁祖、显祖可以被视为各自宗族的“法人代表”，其法律背景正是明代以后朝廷土地登记政策的变化，特别是明中期起拟制户名的再次复起。正是这种独特的地位，令徽州宗族特别是地方分支在建构祖先谱系时会随时代变化而产生特别考量。

在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以祖先名义占有的产业在产权上获得了地方政权的认可，尤其是在土地这一徽州地区稀缺资源上，宗族更是需要通过祖先来标示对土地的长期占有。这一点在徽州宗族祠墓资产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于是相应的产权控制就会对祖先谱系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始迁祖故事和后来世系两个方面，前者可以通过明代徽州吕氏的情况加以说明。从弘治年间起，吕氏为全面控制歙县太平寺吕侍郎祠，向官府请立税业，所用理由与本族始迁祖吕渭有关：

直隶徽州府生员吕有光、吕仕道、吕调卿，婺源县儒学生员吕清邦、吕整卿等，呈请恳立祠户以崇孝思事。生等始祖侍郎渭公、文仲公，状元溱公，奏建水西太平兴国寺，恩赐坟祠于寺右山地。历代免征清册，府志可查，祖下子孙繁衍散居各邑，今共买祭田数亩在歙，备供祭仪。奈各邑难以收税，理合具呈恳请立吕宗伯祠户附西关二图太平兴国寺同甲，庶使粮差易输，实为便益，为此具呈，须至呈者。

徽州吕氏为此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祖先故事：

县西南二里曰披云峰，高楼天宇上簉云簇山麓，乃新安之胜概也。唐至德二年我鼻祖延之公刺越州时，抚民至歙，请建水西兴唐寺。至历末子渭公为歙州司马，因父所建寺宇，遂于寺隙为堂读书，晨出夕还。后迁礼侍郎，僧民感德，以其书室为去思祠。长庆末，孙安衡公复宦于歙，卒葬于寺侧，康年公籍入歙州，因亲先人去思祠像，遂奉祀之。至宋太平兴国四年，文仲公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捐俸重建，请敕改为太平兴国寺，卒葬祖茔之次。状元溱公又建水西十二寺院。

但检索《新安志》则可知道，吕侍郎祠并没有这么多的宗族色彩：“太平兴国寺，在县西南，唐至德二载建，号兴唐寺……历末，吕渭为州司马，尝于寺之隙为堂读书，晨入夕还。既去，以遗寺僧，故至今有吕侍郎祠，旧不显。”上文吕氏宗谱中出现的各种修建行为，同样无法在吕文仲与吕溱等人的传记中找到。由此可见，至少在宋朝，并未出现相关的祖先故事。在之后的弘治《徽州府志》中，同样缺少这些信息。由此可见，吕氏宗族为了控制祠产，增加了不少祖先故事内容。

佥业之后的证明材料则会左右世系的安排，绩溪葛氏的记载即是明证。嘉靖之前，葛氏宗族内存在一个较为粗糙的谱系设定，但洪武年间官府户口调查所遗留的户帖却与之多有抵牾，为产业控制之需要，葛氏不得不对自身世系进行再次制作。对此，家谱编纂者葛文简说得十分明白，先论及相悖之处：

今考崇道公（宝庆谱编者）所编，惟录本支，余未之详者也……又按洪武供报，据葛贤、葛善所开祖子源，原系宁国二十五都人，任桐庐知县，因家杨溪，与宝庆谱所载不同。岂武道公始迁杨溪，后裔或迁居宁国，至子源公仕宦于浙，心怀故土之思，而复家杨溪欤？……又按洪武供报凡三张，葛贤、葛善系坊市供报，葛原达系一都供报，开述来历皆祖子源公，盖原达公皆系六二公遗胤，留居杨溪而未迁者，故供报皆同？

至于供报为何重要，谱中亦有表述：

予修宗谱，客有过予者问曰：“葛之在绩溪，有所谓泉塘者，亦同宗欤？”曰：“是不同。吾家先居杨溪，地名庄基者，其遗址也，而泉塘无与焉。吾先派葬在一都者凡七世，而泉塘无与焉。使泉塘为吾之同宗也，则坟墓、基址宁无一处分吾家青毡之半者哉？”

显然，对于绩溪积庆坊葛氏而言，洪武年间官府所给的户帖是宗族长久控制祖居、坟墓的直接证明，并可以借此防止同姓者窥探。在此情形下，葛文简对宗族世系进行了修正，直接将葛贤、葛善定为始迁祖之后的七世祖，并将之前的世系定为外集，以示存疑。

此外，宗族内支派为获得宗族资产的控制权还会对自身祖先谱系进行修改，这一点清晰体现在一桩清代徽州程氏内纠纷上。纠纷起因是徽州程氏荷花池支派成员改动程元谭坟墓坐向，在墓地牌坊上添加自己姓名一事，徽州程氏其他支派成员起而攻之，分别向徽州府及两浙盐运使司控告。最终的判决是程氏荷花池支派罪名，令恢复坟墓原本坐向，去除新添姓名。这里诉讼双方均以家谱谱系为证据，卜永坚认为徽州程氏荷花池支派（方氏）和“他们的对手程氏一样，建构自己的谱牒与谱系，从现存文献中搜集有利于自己的材料”。而清代歙县鸿飞冯氏的情况亦是如此，其族有里、外门之分，两者因塘冲墓山产权争斗不已，外门为自身利益，制作出自身之祖先身份（军籍）、谱系（串名合连）、葬地证明（坟碑）等等，使得家族祖先历史变得晦暗不明，唯有通过诉讼方才能得以廓清。

四、结 语

由以上分析可知，宗族谱系应该被视为明清徽州宗族主观加工后的“史实”，正因为有着明确的主观色彩，故而黄宗羲将家谱看作天下最不可信的书籍。但也要看到这种加工创造并不是毫无根据的随意书写，整体上，它受到区域内社会情境的控制；个体上，它则要符合宗族存在发展的要求。所以，宗族建构出的谱系并非过往的真实历史，而是在区域社会内宗族文化影响下的“历史”。由于缺少足够的史料支撑，使得对于这种历史的“求真”较为困难，但相应谱系的证伪却可以有效展开，明代程敏政就做过相应的工作。需要看到的是，因为谱系对于宗族凝聚力有着直接作用，是以徽州宗族多会在这方面极为慎重，他们更倾向于继承并存疑这些谱系内容，使得谱系一旦形成便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族谱系的创造空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缩小，谱系的稳定性却不会因此而增加。

因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皆。

文章来源：《安徽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03期。

作者简介：祝虻，安徽师范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编排：秦思婕

标签：建构 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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