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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山东日照市的孔子塑像。（ICphoto/图）
在著名的《论语》“侍坐章”中，因而产生了对神的崇拜，孔子高度评价与认同曾皙的理想，认为在事物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所谓“暮春者，支配着世间一切。当人们屡遭天灾人祸，春服既成，就萌发出借助神意预知突如其来的横祸和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欲望，冠者五六人，以达到趋利避害。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童子六七人，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周，浴乎沂，指周普、普遍，风乎舞雩，即易道广，咏而归”。让人感受到时光的美好与生命的丰沛。这里提到，无所不包。即无所不备，在暮春季节出游时要到沂水中去洗浴，周而复始。 也指代号，历来被一些学者质疑，认为从气候温度角度看是不可能的。
以王充、王夫之等古代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正岁二月还很冷，完全不适合在河水中沐浴。王充在《论衡·明雩》中怀疑，“说论之家，以为浴者，浴沂水中也，风干身也。周之四月，正岁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正岁二月还很寒冷，怎么能在北方的水中沐浴，并且风干身上的冷水，这是不可能的。
王夫之在《四书稗疏》中也有类似怀疑，他认为“暮春之初，正寒食风雨之候，北方冰冻初释，安能就水中而裸戏？或谓沂有温泉，而褫衣于未浴之先，拭体于出浴之际，风寒惨烈，亦非人所可堪也。”王夫之根据他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气候经验，认为当时的北方即使是暮春也非常寒冷。他针对“浴乎沂”是在温泉中沐浴的说法，认为在酷寒天气下这也是不可能的。
现代学者于吾在《论语新证》中也认为，周正暮春是夏正的一月，不是适合洗浴之时。因此这里的“浴”字应该读为“沿”，意思是沿着沂水走，而不是在沂水洗浴。
但如果从古气候学的知识出发，就可以发现这些怀疑的意见其实不能。因为古气候学的研究表明，孔子生活时代山东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生长着片的竹林，环境与现代长江流域相似。那个时代，不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而是“冬季到鲁国来看雨”。以笔者熟悉的现代长江流域气候而言，暮春时节常态是二十多度，完全可以在水中洗浴。因此，当时暮春时节的鲁国郊外，是完全可以在户外洗浴后再愉快参与祭祀活动的。
竺可桢先生在《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利用了量资料复原数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基本线索，研究结果表明，春秋时期气候偏暖，《左传》中记载鲁国过冬，公元前698、590、545年等年份甚至在冬天得不到冰，而竹子、梅树这样的亚热带植物，频繁见于《左传》和《诗经》。
美国学者布雷特·辛斯基在《气候变迁和历史》一文中对此也有研究，结论是春秋时期山东南的气候类似于今天上海的气候，年平均温度为15.3℃，比现代的当地气温高了3℃（[美]布雷特·辛斯基：《气候变迁和历史》）。
换言之，孔子生活时代的鲁国，气候和现代长江流域、江南地区最为接近，温暖湿润，冬季少冰雪。
而对“浴乎沂”的气候条件深表怀疑的王充、王夫之，其生活的时代，恰恰正好是历史上的著名寒冷期。古气候学的研究表明，王充生活的东汉时代是一个“小冰期”（Little Ice Age），“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严寒，当时晚春时节的首都洛阳还冻死过人，他对此应当有深刻的印象，因此认为孔子生活时代的春秋晚期，晚春也能冻死人，所以不信孔子时代的暮春气候可以“浴乎沂”。
而王夫之生活的明末清初，又是著名的“明清小冰期”，也是异常寒冷，气候比现代温度还要低得多，十七世纪中叶天津运河的结冰期也远较今日为长。而于吾也可能是以自己熟悉的近现代东北辽宁的生活经验来推测先秦气候。
因此由于无法理解孔子时代的气候环境，进而怀疑到《论语》的内容，这些都是现代人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不能以自己生活时代熟悉的环境、气候来推测古代。此种思路，正如现代人见撒哈拉是沙漠，就认定七千年前撒哈拉也一定是沙漠。孔子生活时代的春秋晚期，北气候温暖湿润，更加接近现代的长江流域和亚热带地区，我们要理解当时的历史甚至思想内容，需要带入到当时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下去。
（作者系历史学者、学教师）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李竞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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