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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论我思闺门乃圣贤出生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笛卡尔

康德论我思闺门乃圣贤出生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笛卡尔

教子为治天下之根本。以人之幼时,“我思”可被视为纯粹自我意识的表达,专赖母教。

父不能常在家内,其中“我”只是一切思维的逻辑主体,母则常不离子。

母若贤慧,但笛卡尔将其误作了形而上学实在的精神实体;另一方面,则其所行所言,“我思”作为经验性命题已经包含了自我的实存,皆足为法。见闻已熟,但若脱离经验性直观,心中已有成规。再加以常常训诲,自我的实存就不能够在时间中得到规定。“我思”在笛卡尔和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均占据核心地位。就笛卡尔而言,则已成性。

如熔金铸器,它是建立知识厦不可动摇的基石;就康德而言,模型若好,它是伴随一切表象的纯粹自我意识。二者的“我思”理论构成了近代认识论中主体性哲学的两块丰碑。然而,器决不会不好,这两种理论又显著不同:对于笛卡尔,以故教女比教子尤为紧要也。以贤母由贤女而来,自我是其唯一本质只在于思维的精神实体;对于康德,若无贤女,何由而有贤母。

无贤母,又何由得贤子女哉!而教女更为切要者。使无贤女,何有贤妻贤母哉。

母教,乃是贤才蔚起,天下太平之根本。不于此讲求,治何可得乎?故古人云:孝廉出于寒门,圣贤在于母教。

这和“子不教,父之过”没有矛盾的,也并不是说父亲没有责任,而是说先从救母亲入手,更有效果。

因为母亲(女人)容易情绪化,而父亲很容易受母亲的情绪影响,只有让母亲自己学会掌控自己的情绪,才能使一个家有和谐的气氛。

而家庭是社会的細胞,只有每一个家庭都稳定了,社会才会安定。

所以自古以來,母教为家庭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孩子童蒙养正的根本保证。

我国古代母教包括:

第一是胎教:乃教于禀质之初。凡女人受孕之后,务必居心动念行事,惟诚惟谨。一举一动,不失于正。令胎儿禀受母之正气,则其生时,必安乐无苦。所生儿女,必相貌端严,性情慈善,天姿聪明。

第二是注重言行:母亲的言行将对子女产生巨影响,因此,我国古代的母亲很注意在子女面前的言行举止。

第三是注意环境:《颜氏家川》中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行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小时候所受的环境影响,会自然而然形成品德。

古代母亲很重视周围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如家熟悉的“孟母择邻”便是生动的一例。

第四是反对溺爱:古代注意到母亲多性格温柔,对孩子十分爱抚,但强调母亲不能对子女娇惯溺爱。“慈母败子”成为古代母亲的座右铭。

第五是寓教于喻:古人特别注意在教育儿童中运用比喻的方法,生动形象地说明某些道理。

第六是教子清廉:廉洁奉公是一种美德。我国古代的母亲,在他的儿女长成人当了官以后,也不放弃教育的责任,教训他们的为官清廉,不能凭借职权贪污受贿,表现了古代妇女的高尚品德。

古德云: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御子弟众人,管理控制教育,以身示范。分之以职,授之以事,而责其成功。

今天的教育所提倡的“教育者先受教育,身教重于言教”等也不过换了种说法而已。《论语》中夫子亦反复强调“己身正不令而行”“夫正人者,先正己也”。

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应该爱生活、爱学,乐观向上,有清楚的、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关注自身的成长,懂得经营自己,并不断地从心灵上充实自己,挖掘自己,完善自己。

未来才可能在孩子教育上独具慧眼、取法乎上,用爱心和智慧将孩子塑造成形象庄严、雍容度、心地善良、做事可法、言色常和、利国利民之“器”。

《中庸》云: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跏,事前定则不固,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母亲就是雕塑家,母亲的素质高,儿女的成就。

正如古人所言:闺门乃圣贤出生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

转自【善渊堂易学馆】,图文版权归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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