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真相答案许子东：文学的时代意义，可能过一百年以后更大墨格拉

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阿Q正传》(1981)，将近半年不断地修改打磨，严顺开(左)饰演阿Q。

“文学的时代意义，本作的推理逻辑已然严密，

可能过年以后更”

——学者许子东谈20世纪小说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我们承诺如有不合理的bug，作者南方周末记者付子洋，可以全额退款! 3.反转惊艳，责任编辑邢人俨，身份成谜，已获得授权。其他媒体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2021年，主打反转反转再反转!玩家需要破解多重思维陷阱，学者许子东有两件事引起不少关注。在电影《第一炉香》中，才能知道故事最终的真相!分测评，身为张爱玲研究者，关键证据，许子东以两秒钟的短暂镜头，凶手，客串半山豪宅阳台上的香港富商，时间线，演技毫无违和感，甚至有网友调侃，比主演让人入戏。

另一件事是，他的新作《重读20世纪小说》出版。21世纪初，身为香港岭南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担任嘉宾，同今天“破圈”的罗翔、刘擎一样，他是最早一批进入电视领域参与公共讨论的知识分子，也是窦文涛主持的谈话类节目《圆桌派》的常驻嘉宾。

近年来，许子东也出现在播客、B站等平台，新书便是脱胎于他的播客节目《20世纪小说》，这本六十万字巨著，用编年体形式，从晚清梁启超的政治幻想小说《新未来记》开始，写到刘慈欣的《三体》，绘制了一张20世纪小说的地图。他在微博调侃，这是自己迄今为止写过最厚的一本书，“陈平原说标志着许子东已重回学术圈”。

许子东重视文本阅读，用他的话讲，更重视一篇一篇读过去的“笨人笨方法”，有点像英美“新批评”的研究方法。许子东发现的第一条线索是，20世纪小说，从晚清的梁启超、李伯元读起，还是从“五四”的鲁迅、郁达夫读起，有很不同。

以哈佛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王德威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界，从现代性理论出发，认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学术界都认为“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往后是新民主主义，因此不同意现代文学是从晚清开始。如果从作家出发，晚清名作（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的作者，多是上海租界报人，并不如鲁迅、胡适等“五四”文化名将，在时代的潮头掌握船舵，摇旗呐喊，光彩夺目。

许子东从文本出发，发现有别于理论先行的文学史线索。一般认为“五四”文学有四个特点：白话文、忧国忧民、批判写实、反礼教。但许子东发现这四个特点，“至少三个晚清都有了，晚清小说都是白话文，也感时忧国，也批判写实……”

“如果从李伯元、梁启超开始读，会发现20世纪小说的第一个阶段，主题是批判‘官本位’，认为社会出了毛病，主要是官员统治阶层的问题，他们欺负老百姓，所以我用了一句话简括：士见官欺民。”而到了“五四”，官员却几乎从小说中隐形。许子东给出了一些解释，例如鲁迅等人不再认为“官本位”是的核心问题，知识分子仕途受阻，以及民国的审查制度比清朝更严等。直到延安时代，官员形象才重回现代文学舞台。

“这样一来，百年文学史的框架不就有很的变化了吗？所以文学史从哪里开始很重要，很不一样。”许子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家或多或少都在书写各自眼中的故事。无论是影响现在无数在一线城市打拼年轻人三观的《平凡的世界》，批判贪腐的《官场现形记》，还是强调与青春的《家》《春》《秋》，都见证了文学对社会政治相对独立的价值。一文学作品的价值，“可能过几十年，过年以后，它的意义更”。

01

“鲁迅并不认为全世界人都有阿Q精神”

南方周末：2021年是鲁迅140年诞辰。你说阿Q精神的生命力在于，它既存在于民间，也属于官场；既是官疾，也是民疾。这如何理解？

许子东：晚清小说里，李伯元他们认为有问题，坏就坏在官员，尤其是到了《老残游记》，贪官不好，清官更坏。鲁迅看到了辛亥前后的教训，发现这些所谓不好的官下去之后，上来的也未见得好。鲁迅有一段话说，“以前，我是做奴隶的，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鲁迅在1920年代中期有一个散文《灯下漫笔》，提出历史的两个阶段，一个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坐不稳奴隶的时代。他引用了《左传》的一段话，天下人分十等，每一等都是服从上面。文学出版社的注解是说，十等人，前面四等是统治阶级，后面六等是非统治阶级，把它分成两类。

但我觉得这不是鲁迅的原意，鲁迅没有把这十等分成两类，鲁迅甚至解释说最底的一层，下面不是没人了嘛，他说不用担心，他还有老婆，还有儿子。鲁迅再说，你也不用担心他的儿子，儿子将来长了，又会有他的儿子。意思是鲁迅在这里看到了所谓被欺负、被压迫的人，也会压迫欺负别人，所以这个结构几乎是无穷的，你看阿Q所有活动的转折点是他去欺负小尼姑，这是鲁迅觉得国民性里最需要被改造的东西。

同情被侮辱被损害者并不是“五四”的特点，严格说来杜甫“三吏三别”就有了，晚清尤其厉害，写各种各样民众被官员欺负。但是“五四”的特点，尤其鲁迅的特点是，被侮辱被损害者，只要他有机会，也会去侮辱损害别人，这就是阿Q的灵魂。后来鲁迅去世的时候，盖在他身上的旗帜是魂。不仅歌颂的，同时也批判国民某些劣根性。

南方周末：关于被侮辱被损害者，也可能侮辱损害他人，你说这一主题在后来一些重要作品中也有延续。你认为，20世纪小说里，对这一主题的刻画最深刻的是哪作品，或者哪个分？

许子东：你说得对，被侮辱、被损害者在什么情况下也会侮辱、损害他人，这是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主题。最好的作品，在鲁迅来说当然最典型的就是《阿Q正传》，别的作家那里最好的是张爱玲的《金锁记》，曹七巧上半生是被人欺负，下半生是欺负别人。同样的道理还有《骆驼祥子》，他被人抢了车，然后偷骆驼。主人公也是一开始善良，被人欺负，到最后他堕落了，欺负别人，当然他还是被人欺负。这几是最典型的，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真正的主题。

南方周末：对二十世纪中叶之前的现代文学来说，这些是真正的主题？

许子东：对。当然了从理论上也存在很多争议，到底这种国民性是不是人特有，还是说全人类，凡是弱势群体都会出现的情况，这个在学术界也是有很多争论的。比方说今天很多人同情黑人，黑人的命也是命。可是前一阵袭击亚洲人，有很多是黑人做的，受了特朗普的煽动，在街上袭击亚洲人，把越南人当做人。人们也要思考，是不是人类有这个共性，弱者要找更弱的人欺负，甚至很多人也会讲到动物界的情况，恃强凌弱。

但是鲁迅却不这么看，鲁迅在俄文版《阿Q正传》序言里面解释为什么要写阿Q的时候，特别讲到元朝人分成多少类。所以鲁迅基本上有点把的国民性和最近一千年里分时间被异族统治，把这个特殊的社会历史因素放进去考察。换句话说，鲁迅并不认为全世界人都必然有这种阿Q精神，或者至少他觉得为什么人会比较突出，比较多一点，长期被异族统治是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到了清朝，统治我的是我不相信的，是我反感的，但是只要我的日子过得下去，那我就活下去吧。可能鲁迅认为这是人奴性的一个主要原因。后来特別强调鲁迅精神，就是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家》(1957)剧照。

02

“她们的爱情观都比张爱玲要‘正’一点”

南方周末：2021年最受关注的一电影是《第一炉香》，家也津津乐道你在电影里的出演。你怎么看这电影，尤其是你对张爱玲、许鞍华和王安忆都很熟悉，你怎么理解许导和王安忆的改编意图？

许子东：首先我想说在目前整个文化环境当中，在《长津湖》压倒性票房胜利的旁边，还有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这本身是文艺多元百花齐放的现象，应该充分肯定。

第二，把一个继承了晚清海上花传统，兼有鸳鸯蝴蝶派外表的小说，要改到今天众趣味和审片门能够通过，我非常理解制片方的处境和策略。具体怎么处理，简单一句就是，原小说是青楼文学的遗产，薇龙对男人的感情是一种畸形的“爱”，不能用今天一般意义的爱情来衡量。打个比方，有点像王佳芝对易先生的爱，你也可说她有爱，但那是什么样的爱，当然是变态的畸形的爱，你牺牲了，牺牲了自己，但它也是爱，当然它被李安拍得比较合理。

同样道理，今天要把张爱玲青楼文学的主人翁，通过女主角的表演，改编成一个现代家可以理解的故事，纯洁的女人爱上了渣男，做出绝望的挣扎，我爱你这个没良心的，这个是点题了。换句话说，有意无意，王安忆和许鞍华可能是有策略考虑，也可能是她们的本心，因为她们的爱情观都比张爱玲要“正”一点。所以电影后半分就往传统定义的爱情方向拨了一拨。男主角还会吃醋，女主角还试图改造这个，有点像《倾城之恋》的那种味道。到最后，他们好像也不是完全没希望了，等等。

这么一来，传统的张迷就觉得把张爱玲变得有点心灵美了，所以很多人不满意。但其实很不容易了。一方面我也认为有很多批评意见是好事情，说明电影引起争论。如果一电影出来，100%全都是只准说好，不准说坏的，未见得是好的现象。但是也有一些人随流，跟着踩几脚，完全没考虑这是一流作家跟一流作家的对话，一流导演跟文学经典的碰撞。我最早看样片的时候，也跟许鞍华说，我都担心啊，你这样让人看了以后很压抑，最后她是想办法给它一点光明，但是跟张爱玲原来的基调（不一样）。这个电影前面四分之三都是跟小说的，没有特别的变化，最后四分之一改得比较厉害。

我比较不满意的是，有一些小说里重要的话，本来是由女主角跟叙事者两种不同声音混起来说的，因此既可以理解成是这个女主角非常聪明，也可以理解成作家很有批判力。但是改编剧本的时候，有的话就塞到了别的角色身上去了。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女主角说的，房子弄成这个样子是给英国人看，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判断，有点像后来批判东方主义的观点。但是把这句话放在范伟身上，一个老商人来讲这句话就不出奇了。还有一段是试衣服，女主角坐在床上说，这不是长三堂子进个人吗，说明她意识到自己身份的改变。但是这句话电影里好像变成别人说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别人当然能看出这个女的身份的变化，所以这些地方都是值得推敲的。因为张爱玲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她故意混淆叙事者和女主角的视角。这种方法很多文学都有，很多艺术都有，但张爱玲用得很特别，她小说里最精彩的段落，这句话你搞不清楚是谁说的，要是给其他人物说就不同了，这些地方是值得推敲的。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挺好的。

南方周末：你认为电影总体来说挺好的？

许子东：对，扩展了张爱玲的影响，使很多人注意这作品。本来张爱玲的《第一炉香》，影响不如《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白玫瑰》，甚至《小团圆》，可是现在很多人，张爱玲别的都不知道，只知道《第一炉香》。

许子东(左)在许鞍华执导的《第一炉香》里客串香港富商。

03

“《活着》的正能量是经历了再的灾难，照样活过来了”

南方周末：你说《活着》是几十当代小说的缩写本。一直以来《活着》也受到一些诟病，比如堆砌苦难，比如“只讲厄运，不讲恶行”，比如“很苦很善良”，一个家庭要遭遇那么多灾难，最后人死光了，这个故事其实是很难的，像家珍这么善良的人物也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但你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余华是用一波一波世事难料的细节冲击读者。时至今日从销量和影响来看，《活着》最为成功。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谈谈细节在《活着》当中的作用？

许子东：《活着》，要从故事纲来讲，几乎没法写，但是作家用了两个方法，使得这个作品一直到今年还是最畅销的，不断地畅销。

它的第一个处理是，小说里出现了很多坏事，但是没有坏人。我们讲官员形象贯穿百年，晚清最突出，官员分都是坏的。“五四”存在，但他们不直接出来，出来的只是爪牙，但官是坏的这个前提是没有变化的。到了延安之后，官员就出现了两种，一个是好官，带领反抗反动派，另一个就是反动派，坏官。

《活着》里面有一个县长，老婆生病了，就叫学生排队去献血。主人公福贵的儿子跑步跑得快，最先报名。他们开始不让他献，后来别人的血不合适，就让他献了，可是他抽血抽得太多，抽死掉了。你想余华这个情景是真够煽情的，抽血就直接抽死了。抽死掉以后，他老爸就跑去了，医生问他名字以后，说你怎么只有一个儿子啊。这个人是县长夫人嘛，这一下子矛盾就激化了，就变成要出现晚清小说的官民矛盾了。这时候县长出来了，县长是谁呢，县长原来跟福贵当初在国民抓壮丁的时候，一起当兵的，比男主角的年纪还小一点，换句话说他们是老相识。你看这个细节重要吧，这一下矛盾就缓和了，不管怎么样，男主角就不怪他了，因为是熟人。后来这个县长“”被斗，男主人公家里还要保护他，劝他不要自杀。这个细节起什么作用，证明做了坏事的县长却是一个好人，他跟下面的民众，没有阶级矛盾。

第二点，有一些细节，真是设计得好。比方说，家里要给儿子读书，没钱了，就把女儿送给人家。女儿在人家家里很苦，偶然回来就算像探亲一样，老爸还是要把她送回去。送回去就把她背在脖子上，到那家人家门口，就把她放下来。放下来就不舍得了，就用手去摸这个女儿的脸，女儿那时候概十来岁吧。小说就写，女儿也用手摸摸我的脸，这个我就是福贵。这一笔精彩啊，爸爸摸女儿的脸是常情，女儿摸爸爸的脸这就是奇笔了。这一笔，女儿一摸爸爸的脸，爸爸心就软掉了，背起来就往回走，没跟她说。女儿还不知道，走了一段路，女儿发现不对啊，这是回家的路啊，女儿也不说什么，就把爸爸的脖子抱紧了，爸爸就把她背回去了。

回到家里把女儿一放，就说饿死也不把女儿送走了。这是很小的细节，但是它体现了什么，体现了人的“宗教”，人的“宗教”就是家啊，一家人啊，没有上帝，没有天堂地狱，就是一家人，虽然他们最后都死掉了，但是这份感情是真的。《活着》表面上死这么多人，它其实有个正能量，它的正能量是经历了再的灾难，照样活过来了，拉着家人的手不放，家人也没有背叛，家没有破败。所以余华的细节使得他这个小说感动一代一代的读者，它应该是影响了几十年的读者。我刚才讲它的总体框架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还是展开了。

南方周末：刚好今年余华出《文城》了，你之前在采访中说，整个作品的写作过程是很叫人失望的，作家先写前面，隔了六七年再写后面，有些地方是经不起推敲的。

许子东：《文城》我觉得有点意外的成功，可能超出余华原意。余华的原意是想写一个传奇，写了几年以后写不下去了，就把它放下了。隔了若干年之后，又把这个故事再写一遍。这个小说里面男主角抱着个小孩，身上带了这么多东西，到处流浪，我是在想13块金条，你带着走得动走不动啊。这是下雪天啊，小孩掉下来啊，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是经不起推敲的。而且还有一点我也挺不满的，就是他把土匪写得很坏，很概念化。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说非常突出的一点，他写了一个女人同时对两个男人有真情实感。现代小说很多都是写男人对两个女人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蛮多的，但是几乎没有一小说写一个女人同时深爱两个男人。当他第二写完之后，人们又会再回去看他的第一，就会理解这个女的之难。在这一点上，《文城》有它非常重要的地方。

04

“现在日常生活也是宏叙事”

南方周末：你之前谈过张爱玲小说中的审母意识，对“五四”以后女人和母亲这双重身份的矛盾冲突消长重合，张爱玲有长期的探索。能就其中比较精彩的地方讲讲，为什么女人和母亲、女儿和母亲的关系有这么的张力？

许子东：刚才讲《阿Q正传》国人被欺欺人，《金锁记》中的七巧则是第二个最好的人物形象，七巧和阿Q那个时代那些欺负人的奴隶相比，更强调女性身份，女性被欺欺人在七巧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七巧没有别的人可以欺负，她就欺负自己的孩子。她的母爱，第一是无微不至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的控制。第二她分分钟要儿女感恩，子女对父母感恩是美德，是好的事情，但是父母要求子女你要感恩，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把她半的脚放在儿子的脖子上，叫儿子帮助她烧，还要讲他的床事，口口声声讲的是我把你拉扯到这么，你怎么样对我表达孝心，你帮我烧啊。对女儿也是那种，我为你们牺牲啊，为什么没有爱情，我是为你们作出牺牲。换句话说把自己的痛苦变成了子女欠她的债，索取感恩是七巧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还有第三个特点是，即便是压迫自己的子女，她男女还有分别，她对儿子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要女人，我给你找个老婆。找了老婆不满意，我再给你找一个。为了你不出去，就让你抽。总之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好的坏的都给你。那女儿呢，正好相反，你要什么我就不给你什么，你要读书我不让你去读，你想要放足，我还是要给你裹脚。所有这些背后就是，小说里也有写，女人都是同行。后来《小团圆》里更加深化了，她写出了母爱当中恶的成分，女人都是同行嫉妒。这些因素使得《金锁记》变成了鲁迅以后现代最的小说，这是有道理的。

南方周末：丁玲和张爱玲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1941年丁玲在延安发表《我在霞村的时候》，两年以后，张爱玲在日据上海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两个女作家的路线看起来差别很，但你说这两个故事“女性身体在男性压力下又被迫又自愿的特殊挣扎和困境却是相同的”。

许子东：具体到这句话其实也是一个书写技巧，因为我是以时间排的，就会出现这样精彩的面，同样是四十年代初，整个文坛最重要的作品，一个是延安丁玲的小说，一个是上海张爱玲的小说。这其实是一个凑巧，是我们回过头来看，正好她们在一起。她们故事是很不一样，共同点都是女性身体被男人糟蹋、蹂躏、争夺。但是这两个作家确实很值得放在一起讨论。张爱玲后来在美国申请研究基金，她只申请过两个，一个是《海上花》翻译，后来她就写《红楼梦魇》，另外一个她申请没成功，就是研究丁玲。你想有意思吧，张爱玲在这么多作家里面，别人不研究，她要研究丁玲，这个很有意思。这两个人还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她们出名都是23岁。张爱玲的《第一炉香》整个故事就是丁玲最早的一篇小说《梦珂》，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故事，一个小地方女的，到了城市，被各种各样东西诱惑。内容非常相似。

从文学史上看，这时候男作家写爱情故事，很仔细写女的长什么样，性格怎么样，生活怎么样。但是不写男的长什么样。比如我现在问你《伤逝》里涓生长什么样，郁达夫小说男主角长什么样，茅盾小说《创造》男主角什么样，不知道。那为什么男的不写男的呢，这就很有意思了，用今天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来评论，男作家假定女的爱上我，不是因为我的相貌，不是因为我是小鲜肉，颜值，而是因为我的才华，我的性格等等。换句话说，小说是给男的看的，用男的眼光看世界，因此他不看自己。

什么时候出现不同的爱情小说呢？就是从丁玲、张爱玲开始，丁玲最开始《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了一个南洋侨生长得很好看，女的看到就想吻他，这是最早写女性情欲，1928年。《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到后来《小团圆》更明显，写男“性”对女人的吸引力。所有作家里写男人性魅力的就是张爱玲和丁玲。她们的政治观念完全不一样，她们的女性观点有相同的地方。

南方周末：你说整个20世纪小说都在讲述故事，都在记录“”，夏志清也认为太关心问题，可能成为艺术上的限，“obsession with China”。但你还有一句话，鲁迅是一座山，很多作家是后面的山，张爱玲是一条河，绕过去了。意思是区别于主流左翼文坛，张爱玲是一个异类，但她关心的很多问题成为永恒，所以百年之后我们还能看见张爱玲。具体到你讲的20世纪小说都在记录这句话，你觉得她是一个例外吗，还是说她也包含在这种传统中？

许子东：这看你怎么定义这个概念了，在1943年张爱玲不是的，而且她很明白，当初傅雷就写文章批评她，说你写《金锁记》反封建是好的，但是你的《倾城之恋》这些就没意思了，连环套。张爱玲就写文章帮自己辩护，就说你们男的都是写超人的，我们女的是写常人的，你们要的是，我们要的是和谐。还说你们的目的不就是要和谐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张爱玲当然是偏离的，她是一个非常小的支流。最宽容的人就说，你也允许一些小市民，他们不会，但他们不反动，不下流，就好了。你也可以说我们这一片都是的山区，山下面有一点小河，也没什么关系。

但是到了至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个宏叙事渐渐地就转为日常生活了。讲得再具体一点，在当时，鲁迅、巴金、老舍他们是宏叙事，张爱玲是日常生活。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现在日常生活也是宏叙事。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的作品现在读者多了，因为它暗暗契合了城市人口增加，一男几女、一女几男的这种爱情悲剧增多了，老百姓的悲欢离合变得重要了，这都是张爱玲作品现在受人重视的原因。但是一点都不妨碍鲁迅和刚才讲的文学主流的意义，评论家恰恰是要注意他们之间相通的地方，就是我们讲的鲁迅揭露国民性和《金锁记》批判的国民性，它们相通传承的地方。

南方周末：我读到《家》这一章很感慨，好像《家》当中展现的少爷和丫鬟跨越阶层的爱，张扬个性、爱情、青春，反抗礼教家长专制，和现在的时代语境有点隔膜了，现在反而更现实，更讲究门当户对，个体和家庭的利益绑定更为牢固，彩礼、香火等等。从这一点来讲，《家》究竟是合时宜还是不合时宜呢？

许子东：曾经一度很多人觉得《家》那个时代的反封建，问题早就解决了，到了新社会，因为《家》写的是万恶旧社会嘛，甚至很多人觉得巴金的作品澎湃，但不是很深刻。但是今天你看很多地方婚嫁的彩礼数目看着都惊呆了，《家》里面很多我们认为早就过去的事情，现在照样出现。一方面婚姻还是旧的标准，另一方面，一个丫头和一个少爷这种阶级隔阂，到现在穿越基因、阶层也还是很难。《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事情没有对错，只有位置高低，家里位置越高的人，他讲话就越有权威。这是一个家庭规则，也会扩展为社会规则。这些东西一度人认为都过去了，可是到了最近几十年，才发现生命力非常强，而且生命力强了以后，就看到两个问题，也许巴金当时的批判太片面了，也许巴金的批判还不够。但无论是哪一个，巴金的作品现在还是有价值，现在应该找一批颜值高的德艺双馨的明星，来重新拍《家》《春》《秋》。

同样的道理也在我前面讲的晚清小说，“五四”也好，鲁迅也好，都觉得晚清小说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它批判的“官本位”没了，清朝没了，皇帝没了，官员将来从此就不同了。那为什么现在又有《的名义》这样的作品，为什么后来作品里的官员又越来越重要，包括像《平凡的世界》。的知识分子也好，民众也好，他们对于的传统，这个传统包括礼教、的文官制度、民众的政治文化惯，都不够清楚。所以《家》也好，晚清小说也好，都见证了文学相对社会政治的独立价值。换句话说文学的时代意义，可能过几十年，过年以后更，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也是我写这本书常常在感叹，我写之前或者是以前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感受，现在才发现。

南方周末：你说梁启超的《新未来记》其实是很不好写的，如果请你设想，现在找两三位一线作家，让他们像《新未来记》那样幻想未来五年、十年、五十年的，按照他们的写作风格，你觉得可能会怎么写，写什么？

许子东：我觉得都会写得很吧，新时代。当然了，每个人还是可以有自己的特点，贾平凹可以讲古代传统。但是这个就不能说预言了，当然他可以预言秦始皇墓开出来是什么样的，王安忆可以预言几十年之后出现新的母权社会。余华我不知道他怎么预言，人性黑暗，世界光明。

《重读20世纪小说》

标签：许子东 鲁迅 20世纪中国小说 阿q 张爱玲 阿q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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