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保护,传承时代记忆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传统民俗文化面临着消失的危险。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的历史记忆和精神价值,我们有责任将其保护并传承下去。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民俗文化的重要性。它不仅
关于文化的研究,通常有两种取向:一种以追求理论的建构为目的,另一种则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研究对象的探究和阐释之上。笔者研究农具,出发点不在前者,而是在后者。农耕工具,既是农耕文化的重要内容,又属于物质文化的范畴。世界上具有多重文化属性的事物,本来是不少的。不过,把农具作为文化进行研究,在现今“文化热”的情势之下,是不是有“庸俗化”之嫌呢?诚然,农具既没有神秘的象征和深邃的意蕴,也没有华丽的装饰和精美的造型,它们就像其制造使用者农民一样,朴实无华,粗糙而平凡。
然而,请不要忘记,如果我们追溯人类文明的源头的话,那么它并不存在于女娲和伏羲的神话之中,而是存在于石器时代的原始人那里,那就是他们制造使用的那些极其简陋稚拙的石木骨角生产工具。不仅如此,迄今为止人类的全文明史,也都是建立在以生产工具为基本要素的食物生产方式之上。因此,生产工具在文化史和文明史的研究中,历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生产工具的研究却很不平衡。
一方面,在考古学和农史学领域,可谓成果累累,而另一方面,有关当代农具的研究却寥寥无几。那么,是不是只有原始的和古代的生产工具,才具有研究的价值呢?回答是否定的。生产工具,无论在石器时代、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的生产技术要素,都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发展的重要标志。如果认为只有古代的遗存才有价值的话,那么当代的农具不就是未来的“古代遗存”吗?
而且,我们知道,由于史前没有文字记载,很多历史文献也有简略不详的缺陷,所以不少考古学者和农史学者很难从事宏观的、理论性的重研究,而不得不把毕生精力耗费在一些琐碎的考据之上。由此看来,如果我们全热衷于古代,而把今天作为空白留给子孙,将来也让他们为解这一时代的农具之谜而弄得皓首苍颜、穷尽人生,那就不仅是不负责任,而且显得过于残酷了。因此,不论从哪方面看,当代农具的调查研究都是一项应该积极去做,而且应该努力做好的重要工作。
在这样认识的驱使之下,笔者走进了当代农具研究的园地。现在回顾考察研究的过程,基本上是按照原先设计的路子走过来的。整个过程分为四个步骤:第一,选择确定考察研究的地域;第二,进行田野调查,搜集资料;第三,进行分析比较研究;第四,探讨农具研究的理论。选择云南作为当代农具考察研究的地域,也许是最理想不过了。
首先,云南南北跨度较、地貌高低相差悬殊,自然条件极为复杂。这样的自然环境,必然孕育出丰富多彩的人类生业形态和农具形态。其次,云南是我国种类最多的地区,无论何种农具,都可能打上不同历史和文化的印记,从而使该区农具表现出更多的文化内涵。再次,云南紧邻南亚和东南亚,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在农具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而云南自古以来便深受祖国内地农耕文化的影响。目前源自内地的很多农具在云南仍然随处可见,而在内地也许早已消失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研究云南农具,就是在开掘一座农具文化的宝库。一个以农具这一特定的物质文化为对象和以实证方法进行考察的项目,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学术价值的高低,关键取决于资料。所以本研究把田野调查的工作放在首位,不管进行区域调查还是农具的分类调查,都力求获取全面、系统、细致的资料。
最后关头具体操作,则采取两种方法。一是点面结合。每调查一个或一个地区的农具,必先选择传统文化保存较多的一个村庄。入村之后,寻求农具比较齐全的一二户农家为对象,对其所有的农具进行记录,以获取“点”上的详细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村庄内若干农户乃至相近村落的比较考察,以补充点上资料的不足,同时达到对一个区域资料的总体把握。二是动静结合。所谓“静”,即在农户家中对静置的农具进行拍照、画图和测量。所谓“动”,即光有静的记录还不够,还应到田间访问农民,实地观察劳动情景,以了解各种农具的使用方法、功能和特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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