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有妙招启蒙的先声与传统的复归——维新派的文化比较观东西文化比较（6）小时借

启蒙的先声与传统的复归——维新派的文化比较观

东西文化比较（6）|近现代史学

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经常“光顾”的市民陈爷告诉记者，最后也没有能真正走出一条路。其原因多方面。

除了它本身的矛盾外，自从隆昌图书馆从2017年1月正式开馆运行以来，“中体西用”文化选择还面临来自于外在的阻力——传统顽固派的抵制与围攻（固守其夷夏心思想，他已经成了这里的常客。近日，对外来文化的敌视），四川图书馆学会公布了2020年四川全民阅读工作有关名单，而且这种抵制与围攻并不只来自于官僚等社会上层，隆昌市图书馆作为内江市唯一一家单位，也来自在社会上多数下层人。

随着甲午战争中的战败，荣获“四川全民阅读示范基地”称号。这是继入列“一级公共图书馆”之后，对洋务文化的指责也就更多。

一方面，隆昌市图书馆摘得的又一重磅殊荣。一个县级市的图书馆是如何做到的？今年“34岁”的隆昌市图书馆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017年1月，洋务派的文化选择所遇到的难题，搬到了位于古湖街道康复西路与中山路交叉口东北处，使人们开始新的思考，当地人称为“三馆”。因为这里是图书馆、科技馆、档案馆的所在地。“三馆”紧紧相连，另一方面洋务的艰难也使不少人对新学产生了一些想法，成为当地百姓享受公共文化设施的“打卡地”。远看图书馆，而对旧学又增加了不少感情。维新运动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

甲午战争中的战败，在康有为看来原因在内而不在外，责任在已不在人，使他开始了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与思考，同时又引导他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康有为

对中西文化不同的考察与理解之超人之处，在于他能从统治方式、念以及其根源等方面进行体认与比较，反映出他在文化比较上的深刻性与系统性。

他从“势”（统治方式）与“俗”（人际关系以及风俗）、“仁”（亲亲而尚仁，主静）与“功”（重智，尊贤而尚功，主动）、“散”（地理特征，主）与“敛”（主封闭）、“农”与“商”等方面比较国西文化的区别。

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不完全只是限于外在的表现，而已经深入到主体文化原则上，在当时高人一筹。而他之所以会高人一筹，在于他的观念以进化论为基本理论基础，并因此提出了托古改制的思想（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法制，涉及念、风俗惯、技艺制造等各方面在内的全面变法的思想和主张）。

托古改制看起来虽然有些滑稽，但通过这种方式阐释思想更有利于士夫们接受，使新观念的传播如虎添翼，使观念的传播更为广泛，终究起到了巨的思想启蒙的作用，为传统文化的近代选择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但这种做法毕竟有其不伦不类之处，从另一方面抑制了新观念的独立性格，也使新观念不可能完全自由地推广与宣传。

严复

与康有为借助于传统价值宣传变法、站在传统文化内理解新文化的相比，严复则更为直接地宣扬新思想。

他已经开始摆脱了传统文化称号的束缚，从正面系统地理论化地树立新世界观（近代第一人）。

严复从小受自然科学的启蒙，具有良好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翻译《天演论》使他确立了普遍的进化论思想；翻译《穆勒名学》使他掌握了经验经验论和归纳法；翻译介绍《法意》使他有了法学世界观等）。

他从进化论出发，提出了自己的“中西古今说”文化观。他认为中西的差别，不仅是特色的不同，更为根本的，是进化程度的不同。处于不同历史状态下的中西文化，在发展观与对待历史的态度上表现极的差别。

“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而“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因此，传统的夷夏防思想即是错误的，封闭的文化特征对的发展极为不利；他从批判中体西用（政本艺末）开始，认为本与末实在是一体的，而西方文化的根本即在于科学精神；因此，向西学就不仅仅是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而是有一个根本态度问题，这个态度就是能否理解到学西是走上新文化的必然之路，过去的方法看起也在学西方，但却是抱着一种本质上的排外态度；必须开门变法，兴旺“期于文明可”，而“期于排外则不可”，期于文明，则不排外而自排；西方文化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民主不过是西方文化中自由在政治中的一种表现；基于自由与民主，西方重法制，而重专制，而这种不同正是中西制度上存在的最不同；这些不同，又带来与西方治方法与态度的不同，西重科学实验，贵“独获创知”“贵自得”“喜善疑”，则“述古循辙”等。

严复的西方文化的认识明显地高之于当时的其它人，可以说已经深入到文化的根本层面，视角更新更广，认识更深刻。

但由于各种原因限，严复在文化比较时的价值取向与功利之间存在矛盾，如他认识到民主的好处，但认为当时不应该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而其原因即在于“民智未开”。因此，他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变法主张。将政治民主归结为个人的自由，将社会的淘汰竞争进化理解成人种的自强，民众个体的素质不是从改造旧文化的过程中培养，而成为文化发展的先天因素，从而将尖锐的政治斗争归结为一般的教育问题，最终走向了“教育救国”这种较为软弱的选择。

梁启超

梁启超在近代的影响，不仅在于他是一个维新运动的主要人物，更在于他是近代学术的领军人物，在于他的学贯中西、治学方法上的别开生面。

由于他的努力，使维新时期的中西文化比较掀起了一个新高峰。

他认为自觉的文化比较与选择才是一种正确的文化态度，而且在文化比较中，不仅应强调输入外国学术，也应该激发本的创造力，不能忘记文化主体的自主地位，否则学术文化亦难以发展。

“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只有文化的融汇，才能使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

之所以积弱的总根源，在于私有的政治制度上，这种政治制度以“防弊”为目的，给的发展带来众多危害（不相掣肘，即相推诿，无一事能举也。守令竭其心力以奉长官，犹惧不得当、无暇以民事也；浚万姓脂膏，为长官苞苴，虽厉民而位则固也。奇才不能进，庸才不能退，则考绩废也，不为人择地，不为地择人，则吏治隳也。虽长作不，耳目不真，或长官有善政，而未由奉行，或小吏有异才，而不能自见也。或欲举一事，未竟而去官，则其事废也；每易一任，必经营有年，乃更举一事，事未竞而去如初，故人不能任事。而其盘踞不去，世其业者。乃在胥吏，则吏有权而官无权也。上下隔绝，民气散突，外患一至，莫能救也。政无所出，具盈延，徒供画诺，推诿延阁，百事丛脞也。暗中摸索。探筹赌戏，驱人于不学，导人以无耻，而关节清托之弊，卒未尝绝也。儒不谈道，独学陈孤陋，人才凋落，士气不昌，徒使无忌惮之小人，借此名以陷君子，为一网打尽之计也。刁豪者盖借此以吓小民，愿弱者每因此而戕身命，猾吏附会例案，上下其手，冤气充塞，而莫能救也。生长深宫，不闻外事，见贤士夫之时少，亲宦官宫妾之时多，则主德必昏也。《论积弱由于防弊》）。

他用西方民主制度作参照批判传统的专制制度。西方日进无疆，而长期停滞不前，其原因何在，梁启超分析了五条（一曰一统而竞争绝也；二曰环蛮族而交通难也；三曰言文分而人智也；四曰专制久而民性漓也；五曰学说隘而思想窒也《新民说》）。

西方最崇尚的是自由，而却正缺少自由，而只有奴隶，且人不仅有身为奴隶的景况，更为可怕的是，更为心为奴隶的积，是文化的弊病。而且人没有观念，只有忠君思想，往往从一已出发而不惜卖国，同时又愚忠而成为帝王的奴隶。

梁启超还分析了国民的诸多弱点（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思想；三曰只能受专制统治而不能享自由（缺乏独立人格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四曰无高尚之目的（这是人的根本缺点）《人之缺点》）。梁启超还从学术的角度探究造成中西方各种差异的原因，力求能使家了解（梁对先秦学术思想与古希腊学术作一比较，认为学术的不少长处，如“思想之发达”“生计问题之昌明”“世界主义之光”“家庭之繁多”“影响之广远”，但先秦学术也存在很多缺点，如“论理思想之缺乏”“物理实学之缺乏”“无抗论别择之风”“门户主教之见太深”“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师法家数之界太严”等。《论学术思想之变迁》）。

因此等等，梁启超认为对待传统文化，唯“破坏而已”。从这个角度看，五四时期人们关于“打倒孔家店”的彻底反传统，与梁启超的主张一脉相承。

维新派思想的反思

虽然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维新的文化思潮，已经突破了狭隘的本位论的束缚，而获得了它的时代性新高度。

它突破了夷夏防的思想禁锢，也直接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束缚，以“物竞天择”的普遍进化论为基础，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参照系，获得了全新的世界观和方。

体与用的问题已经成为过去，人类文明本来就处于不断的进化过程中，不能用简单的体用价值来判断与衡量。

维新思想开始真正从世界的角度，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发展问题，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等思想开始成为新的追求，而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华夏秩序。正因为此，维新文化思潮具有了全面的社会启蒙的意义，直接启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近代文化启蒙史上的一块丰碑。

但维新思想的先驱们最终却又不约而同地回到到“传统的复归”中去了。究其原因，在于价值取向与行为取向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从价值角度看，他们都开始认识而且接受了新文化，开拓了新的文化气息，但面对当时饱受西方欺凌的现实，当他们想急功尽早地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又回到传统中。其中一方面他们都是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的人，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当他们开始认识到西方文化也存在不足之处的时候，也就不理智地对西学开始产生怀疑，而到传统文化中寻求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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