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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登高能赋”之“赋”，书生们必须围绕题目按照要求写文章。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所赋的己经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体之意的赋。“登高能赋”所“赋”的不是“赋诗”，书生们必须模仿孔子和孟子的口气来写文章，赋的是赋体，比如，这就是赋从春秋至战国，子曰什么什么，在形制上完成的蜕变。
据荀子以“赋”命名其作品的《赋篇》而推论，或者，赋体形成的概时间为战国中晚期，句子里要有“之乎者也”以及其它语气助词。并且，然而被称为赋时代的战国时期，用什么样的字词来写，史料并不充裕，句子写长还是写短，尽数赋家也不过是屈原、荀子、宋玉、唐勒和景差等人，甚至字词和句子的语气与腔调，流传至今的可见赋作更是寥寥，都有一套严格的要求，且归属问题仍争议不断。
但就此时期赋的内容而言，赋作归属又对赋内容的归纳分析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在此避开赋作归属的问题，就史料所载的赋家和可见的赋作来进行归纳。
“登高能赋”之“赋”的内容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虽然将赋分为四类，但流传下来的可见赋篇又实在稀少。就现存世文献去归纳赋家赋作，其他记载中提到的赋家，诸如唐勒、景差等，他们的赋作己经亡佚。
从上表中归纳来看，赋时代的战国时期，赋的内容可以说是以体物为基础的婉言进谏，致有写物效情和说理讽谏两类。若对具体作品内容再详细分析，荀子的咏物多为寓理，屈原的咏物为写怀效情。荀子多托物阐理，宋玉则托理以讽。赋家赋作兼有写物效情和说理讽谏，风格不尽相同。如《桅诗》与《成相》可看作阐理。屈原系列的作品，有写怀，又兼有写物效情之作。
地位
战国时期的“升高能赋”之“赋”，赋的是赋体。这显然脱离了春秋的“赋诗”意义，成为了与诗一样的文学体裁。这中形制上的蜕变，是百年赋学发展的突破。赋体自起，在文学中的地位便逐日攀升，至汉庭而蔚为观。战国时期，赋家在地位上的变迁，可从屈原而后宋玉之徒中窥见一二。
屈原离谗流放，宋玉等沦为文学侍从，荀子虽著书立说，名声噪，但于国事又无甚瓜葛，故可以从赋家的人生遭遇来看他们的地位，较之春秋的行人之官，或者贵族卿夫之流，此时期的赋家地位却是在逐渐的下降。赋者地位的走低，是贤人失志的原因。
赋者地位与赋体在文学中的地位，在战国时期还没有显现出明显的关联，而发展到汉代，随着司马相如献赋得郎官与官方的好赋，赋者地位虽依然是侍从，但相对与战国来说，地位上己经得到了很提高，唐科举试赋更是给文人开辟仕途，使得有才学的赋者地位有所提升。
若纵观来看，赋者地位与赋在文学中的地位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或许是研究赋体发展的又一条线索，但这是另一议题了。综上，在战国时期，赋体初露头角，其势虽暂不可与诗一较高下，但随着汉代献赋之风的盛行，劲头锐不可当，终成为一代文学之胜。
功用
前文己经表明，战国时期的“登高能赋”，赋的是赋体，比如，是承于行人的纵横家说辞。赋者沦为侍从，通过具体赋家和现存赋作分析归纳，赋在内容和表达上，是以体物为基础的婉言进谏。就赋家作赋口的和具体赋作内容，以及社会影响来看，颂美和讽喻是战国时期赋功用的两个方面。
一般来说，赋是铺陈，本身就有着体物的功能，具有写实性质。赋中所描绘的东西，无论是具体事物的描述，还是精神产物的形象化摹写，都反映了社会当时的物质文明状况。就体物而言，更多的则是颂美。据前文所列的赋家赋作表来看，《楚辞》中的篇章多半是对楚地自然神灵的赞美，对祭祀典礼与制度的描绘，对量礼节的描写，对个人志向与品质的铺陈，这些就是赋中颂美的体现。
荀子的《赋篇》中，对精神产物和具体事物的逼真再现，实际上也是颂美。而讽喻，是赋家在特殊情况下的以赋参政，特殊情况是指赋家沦为文学侍从，地位决定了他们没有资格和力量去直言抗谏，只能用一种隐喻来婉谏，即通过赋的描绘来婉转表达其思想。
具体到战国时期的赋家赋作，讽喻明显是以体物为基础的婉言之辞。荀子对物态的描写是托物阐理，屈原咏物虽更多的是抒发个人胸怀，但也不乏对小人的讽刺和重仕的希望，沦为文学侍从的宋玉，其赋更是托理以讽，婉言进谏的代表之作。故战国时期赋的功用为颂美和讽喻。
从“升高能赋”到“登高能赋”的演渡
从春秋时期的“升高能赋”到战国时期“登高能赋”，赋在形制、内容、地位和功用上都产生变化。首先，赋从“赋诗”演化为赋体，形制上完成蜕变。在内容上，由最初“升高能赋”所赋的古诗或自造新诗，过渡到战国时期以体物为基础的写物效情或说理讽谏。
赋者地位由统治阶级贵族沦为文学侍从之属，体现在赋的创作上，则是婉言、讽喻。其次，赋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屹立于文学之中，虽尚不可与诗一较高下，但地位却逐渐彰显。而在功用上，也从春秋“赋诗”中的礼仪政教、授之以政和外交文化的功用，演渡到战国时期赋体的颂美和讽喻功用。
背景概述
秦结束战国，暴秦国柞短暂，加上“焚书坑儒”的文治，文学鲜有创作。继秦后而汉出，汉代一统帝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得此时期的文学景观更加丰富多彩。在秦朝不友好治理与“文化一统”的基础上，汉初的社会是以体养生息为主，推行黄老无为之术，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登上鼎盛高峰，财政实力雄厚，成为历史上盛世之一。西汉时期实行“三公九卿”，选官以察举制和征召为主，兼有考试，都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的环境。
东汉班固《两都赋序》中载，班固认为，西汉盛世王朝王泽流衍的表现，就是“崇礼官”的行为，而“崇礼官，考文章”与“兴乐府”的礼乐制度，也是其对西汉赋学发展背景或原因的概述。西汉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为文学自由发展提供了方便。一统的帝国，朝仪礼法的确立，盛世繁荣的景象，所有这些都是文学描绘的对象，以皇权为中心的庙堂文学得到了十足的发展。
同时，朝仪礼法的确立，又是庙堂文学发展的基础。赋体铺陈、宏丽的特点，更适合对天子仪礼、事物或者场景的描绘，加上汉主好赋，新开献赋之途，这是汉赋发展不可忽视的原因。献赋机制的开启与完善，成就了汉赋的空前繁荣，献赋活动的频繁和延续，是研究文人辞赋情结的关键之点。
东汉则延续西汉的文化政策，“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给统治者带上儒者身份，拉近了士人与朝堂的距离，文人如班固、杜笃等，对这个朝代的知遇，既感恩戴德，展现出无尽期待，又被迫流入日益黑暗的环境中，逐渐丧失赋家润色物业的热情，显现出文学侍从的沦属伤感。两汉的各自兴衰有其自身特点，然东汉的兴盛远不及西汉。
反映到文学和文风上，西汉的鼎盛，影响了当下文学都有一种体国经野的宏气魄，东汉则较为收敛，趋于从容温雅。当然，这中气象的不同与社会思想推崇有关，西汉虽然号称独尊儒术，但自战国百家争鸣以来，纵横余风尚存，可以说是王道与霸道混杂，而到东汉，儒学才真正占支配地位，且东汉道教兴起，以及佛教的传入和兴盛，这些因素必然会导致社会思想的改变。
辞赋作为汉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的历史环境，丰富和推动着赋体的发展，反之，赋体创作的演进，又必然反映着两汉社会的变化和士人内心情感的变迁。故我们可以通过具体赋家、赋作，以观两汉的社会历史，也可以通过两汉作为点缀皇权的献赋活动，来反观赋体的变迁和文人辞赋创作心态的变化。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改朝换代虽然使得社会机制不如汉代那样强盛，但受到汉代献赋活动的影响，文人的创作，或者说是献赋活动，依然不绝史书。这是献赋传统的延续，是文人内心辞赋情结的隔空传递。
但较之汉代的献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献赋多为受诏而作，且“君臣同赋或令臣下同赋的情形量出现”。从汉末颓败的文学氛围中脱离出来的文人，多受到曹氏父子“笃好斯文”的召唤，聚集并形成具有性质的文学集团。献赋之风在建安时期的再度盛行，是六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东晋文人的雅好玄风，以及皇权逐渐衰落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使得赋家缺少创作热情。历史的改朝换代也使得文人处境尴尬，其创作心境受到出处去就问题的影响，所以，即使是赋体仍然存在于文人的情感中，但现实创作己与这种情感背道而驰。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己经开始出现较为壮观的面，赋体的创作与士人的文学观念逐渐出现错位，这种不同步一方面体现了文人的辞赋情结，一方面又宣告着赋体不可避免的衰落。
结语
综上，赋从春秋发展到战国，文人内心情感的发泄也逐渐由诗而赋，体赋的肆蔓，是更多文人用体来抒发其惆怅情感的选择，文人辞赋情感的传递，可谓由此开始。两汉“崇礼官，考文章”与“兴乐府”的礼乐制度，与逐渐形成的献赋机制，为赋体创作提供了宽阔的发展领域。魏晋南北朝受到献赋传统的影响，献赋活动虽不绝史书，但的改朝换代与士人文学观念的转变，都表明了赋体己经开始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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