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一篇题为"书中自有颜如玉 - 文化从业者的读书修养"的800字文章:作为文化从业者,阅读无疑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正如那句老生常谈的话所说,"书中自有颜如玉"。对于一个从事文化行业的人来说,丰富的阅读积累不仅能够增
我们不一定总要在书里寻找成功者和失败者;更值得寻找的可能是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一种状态,无论是为人,也就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极端……阅读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还是处事,帮助我们了解他人。我的建议是,甚至是“治国”,家能够多读一点书。
——洪子诚《“阅读”与“阅读史”》
《 “阅读”与“阅读史” 》
个人阅读史,道家都把“无”的精髓贯穿始终,也可能就是他的生命史
过去,旨在揭示,在文学研究或其他研究领域,对“有”趋之若鹜的时代里,我们的注意力都只是集中在作者本人和他写出的文本上,人们抛弃的那些“无”,对于“阅读”这个问题,才是真正通往“宝藏”的“钥匙”。奈何现实却是,关注的相对较少。一本书是哪些读者在读?怎么读的?不同身份、不同时代的读者有什么不同反应?作为物质方式的书本与阅读构成什么样的关系?……这种种问题,“物欲”过强的一叶障目之下,我们很少会想到。
前些年出版的加拿学者曼古埃尔的《阅读史》,反而本末倒置”。言归正传。那么从上文回到题目中的议论核心:“老子提倡“无为而治”,就是讨论人类阅读行为的历史变迁:“阅读”在历史上的变化,纸张、印制、传输等条件的改变对阅读产生的影响,如在欧洲,专门供书写、阅读的书桌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印刷条件的改变会给写作跟读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等。阅读是人生存的基本方式的一个重要精神活动。
有位学者说过,如果一个人每年都读一遍《堂吉诃德》,或《哈姆雷特》,然后每年都把读这本书的感想记录下来,那么这个记录也就是他的生命史。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生命史,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觉得这样定义过于夸张,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他的生命状态和变化,会在这个记录里留下痕迹。
读者和书本建立的关系
阅读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谁在读;读什么性质的书;读书的具体条件、情境:时间、地点、情感状态……不管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就会跟这本书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读一本理论书跟读文学作品,你的心态与期待,和这本书的意趣,是完全不一样的。读新书和旧书的感觉也不一样。过去,我经常去北旧刊阅览室,那里收集1949年以前的报纸杂志。当然,现在旧刊不容易看到了,因为年代久远,几十年前的报纸刊物翻阅很容易破碎,所以一般不外借。可能都会制成显微胶卷,或者扫描在电脑上供研究者阅读。如果你手里拿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至更早的时候印制的书刊,跟读现在出版社重新编印的相比,相信你的感觉会有很的差异。你会感觉到你触摸到的东西,那些纸张、字体、装帧编排方式,以至广告……致使你想象什么人在阅读时会在上面留下印迹,你所有的想象都会与具体的历史情境相交融。精装本跟平装本,横排或竖排,读的过程中的感觉也会不一样。书的厚薄程度,也会影响人的阅读感。比如说,诗集需不需要印得那么厚。现在有些诗集很厚,拿在手里头沉甸甸的,觉得很不舒服。
几年前在福建三明开一个诗歌座谈会,是福建的一个诗人的。他一辈子热爱诗歌,不仅自己写诗,还为培养当地诗歌爱好者、开展诗歌活动,付出量心血。他得了癌症去世,福建为他举行一个会,出版他的诗集。他健在的时候,没有得到出版诗集的机会。所以,这次就将他全的诗都收进去,有六七百页。这当然是好意,但是对读者来说,就有点尴尬。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位诗人的创作,一般读者拿在手里就觉得有点难办。从头读起吗?读了六七百页你还有没有感觉?选读的话,又从哪一页读起?座谈会上,我就说了一点题外话。我说有点怀念三四十年代,以至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诗集,常常几十页,来页。我说读诗的时候,手中应该是轻的感觉;应该是让阅读的人有更多时间在上面停留。薄的诗集,拿在手里,你不会有很的压力。我说的也许不对,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124页的诗集——《不对称》/ [波兰]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 雅众文化 出品 / 2021-9
另外一个家经常遇到的问题是,读选本还是读全集。当然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者,家不会去读《全唐诗》或者《全宋文》。莫言前些日子得了诺贝尔奖,文学出版社就赶印收入他全作品的20卷“文集”:这是对这位作家的致敬,也是有经济利益在里面。那么我们是读《莫言文集》好呢,还是读他的一些选本?其他小说家和诗人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全集漫无头绪,不知道怎么读。但是有时候又觉得选本不放心,容易被选家牵着鼻子走;因为有的选本带有历史的、个人的偏见。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不信任选本。
另外,我们读书有时候可能会“想当然”。哈佛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有一本书叫《他山的石头记》,在谈到古代写作和阅读的时候举了这样的例子,说在先秦或者战国时代,写作、阅读是怎么进行的,采用什么方式?当时的写作和阅读与现代社会比较,有什么不同?我们知道在先秦、战国时代,写作是刻在竹简上,那么,一书他要刻多长时间?是写作者自己刻还是雇人来刻?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对文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就是谁有权阅读?一书要多少竹简才能容纳全内容?这些竹简藏在什么地方?什么人才能够读到它?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方式?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可能没有细想。“书籍”的物质条件,对写作跟阅读肯定都会产生很的制约。
开玩笑说,书的定价也会影响读书的选择和情绪。我前年出了一本书叫《我的阅读史》,北出版社出版的,收入我个人类乎读后感的文字。我跟出版社编辑说,书的质量一般般,你们就别定价太高,要不读者不愿意买。可是他们不听我的,二百多页吧,定价38块钱。38块钱多还是少啊?其实我真有一点内疚,会问自己,那些文字能值那么多钱吗?2011年我应广西那边的几所学校的邀请去讲课,住在南宁的一家旅馆里,晚上没事就翻看他们放在房间里的材料。其中有一份是“送餐菜单”,里面有一个鸡蛋炒饭,定价也恰好是38块。这样一对比,我就放下心来,无非就是一份鸡蛋炒饭嘛!不过,现在也有相反的:有的书定价如果太低,销路也不好。因为有的人有很多钱,喜欢买漂亮的书。读起来感到舒服,即使不读,摆在书架上,也显得漂亮气派。
“书的定价也会影响读书的选择”/图片来自豆瓣
现在有一个很的问题。过去我们对书籍有一种“饥渴”感,现在这种感觉已经失去,或者不多了。昨天我跟你们的李保民老师聊天,说80年代初他上学的时候,常常在听完课后,利用休息的十多分钟时间,赶紧跑到书店看今天有没有来新书。现在谁还会有这样急迫的心情?过去是渴望拥有书籍的时代,现在是书籍拥有我们的时代。我们被量的书包围,每年出版的书那么多,书店里各种读物琳琅满目,获得图书变得那么容易,已经不再有“饥渴”的感觉了。我也是这样。50年代我上中学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零花钱,第一次买的两本书,一本是郭沫若的《女神》,一本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选。那种拥有自己的书籍的感觉,那种快乐,现在的人不容易体会。所以,就是刚才所说,现在是书籍拥有人的时代,而不是人渴望拥有书籍的时代。就像现在有钱的人被金钱所拥有,当权者被权力所拥有。当人被书拥有的时候,就没有那种非常渴望读书的心情。
这个变化对我来说是非常深刻的。1991年我在日本东京学任教的时候,那时CD唱片在国内还是稀罕的东西,价格也昂贵。在日本也不便宜,但是公共图书馆可以出借。我就到图书馆借回来听,或者复制在录音带上。借到一些心爱的唱片的时候,走在路上都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那是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情。现在CD那么多,包括古典音乐的引进版,很容易得到。不久前我在“当当网”看到一些引进版的古典CD在降价,5块钱一张。而以前同样的进口CD要卖到多。所以,东西来得太容易,好,也不好。轻易获得的东西往往不知道珍惜。
书的重读
有些书我们可能读一遍,有的可能会重读,甚至会读多次。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拿我自己来说,对重读有两种不同的心态。一种是有点害怕,怕重读可能会破坏当初美好的感觉。读巴金的小说是念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年轻,新又刚,对未来有一种热切的、浪漫的期盼,也偏爱那种的文字,巴金二三十年代的青春式、抒情式的写作,当时很对我的胃口。
台湾淡江学吕正惠教授,他的年龄应该比我小十来岁。他是岁数比较的时候才读巴金的,因为在国民“解严”之前,作家的书籍在台湾都被列为禁书;所以他读巴金,可能要到80年代以后。他就提出一个疑惑:巴金为什么评价那么高?在他看来就跟中学生作文一样。他说的可能有点过分,但是巴金作品的艺术性,包括文字,确实有许多问题,有的文字比较粗糙,感情不够节制。但是我初中读的时候,感动得不得了,有的地方还痛哭流涕,哭得不行。90年代初我在日本,一位日本教授上汉语课,选用巴金《家》的鸣凤自杀的那一段,有一些词句的解释他不太拿得准就来问我,我就重读一遍。我顿时对年轻时候的痛哭流涕产生疑问,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吗?所以这次重读,对我来说其实是不好的,不必要的。觉得如果不重读的话,保存50年代的那种心情,在我这里就是一笔财富。但是重读就把这个“财富”丢掉了,有点可惜。所以,有的时候,就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去重读过去喜爱的书。
巴金
不过,总的来说,随着知识、鉴赏力的增加,重读通常还是利于弊。不知家有没有读过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几年前我到俄国旅游的时候,还专门到莫斯科近郊的别列捷尔金诺的“作家村”参观他的故居。有人说他的诗比他的小说写得更好,他主要是一位诗人。不过,他的长篇《日瓦戈医生》反响更。这长篇是在50年代中期出版的,不是在作家生活的祖国,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出版社。当时是冷战时期,因为它的出版,也因为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这长篇,引起了轩然,《日瓦戈医生》成为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角力的平台。结果在苏联当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写了检讨,发表公开声明拒绝去斯德哥尔摩领奖。
我知道这个作品的名字,是因为1958年读了《文艺报》上的批判文章,留下的印象是这小说很反动、很恶毒。可是当时,以至直到80年代中期之前,都没有中译本,写批判文章的人也没有读过这小说。中译本在1987年才出现,1987年读的感觉,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反动”“恶毒”。当然,它的确是对苏联十月的质疑。主人公日瓦戈是贵族出身的医生,开始的时候,也是对很向往,至少是抱有好感的,因为旧俄的专制制度非常黑暗、腐败,许多人都认为需要一场来改变这个旧世界,改变群众痛苦的生活。但是,之后,日瓦戈发现情况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他主要是从精神的角度,来观察造成的新的精神病症。他发觉空谈、说话空话、说违心话和做违心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日瓦戈把这个现象叫作“心脏微细出血”。
我想,这是这些知识分子最感痛切,也最感失望的事情。当然,在冷战时期,这种从精神层面对的质疑,在当时环境下面,苏联和包括在内的“阵营”批判它反苏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重读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关注点已经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我想和我的思想不再执着于一个点有关系。我在《我的阅读史》中的《一小说的延伸阅读》有提及此变化。我觉得里面也不只是被动地忧虑产生的精神后果,也还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尽管是微弱的。在强的历史和相对无助的人的生活关系上,书里似乎也在表达这样的意思:“历史”虽然拥有巨的对个人生命的裹挟、吞没的力量;但是,个体生命的“节律”,也不见得就能被取消,生活里有“不能”的悲剧,也有“可能”的争取。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人的生活中的常度恒性更为重要。
帕斯捷尔纳克
而且,我也对书里写到的俄罗斯人对自然的态度有了当初没有的好奇。感觉自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被征服,也不是欣赏的对象,他们的生命就融合在里面,形成他们有关爱情、死亡、苦难、幸福的理解。所以,日瓦戈最后因落魄而死,他的恋人拉拉并没有过分悲伤。书里这样写,“植物王国很容易被看作是死亡王国的近邻,在地上的绿色植物中,在坟地上的树木间,在一排排花苗中就隐藏着生命转化的奥秘,这正是我们一直要解开的谜”。也就是说,这个作品不仅包含我们通常理解的政治命题,而且有更丰富的内容。重读中这些跟过去不同的发现,来的虽然有点晚,但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阅读是一种“克服”
开头提到的曼古埃尔的《阅读史》,说到因为印刷术的出现产生了一些错觉。比如说,一书稿可以成批,可以成千上万印出来,它们的装帧设计都一模一样,所以会在读者那里引起错觉,以为他们读的是同一本书。但事实上,曼古埃尔说,他们读的不是同一本书。假如我们同时拿起同一个版本的《杜甫诗选》,能说你读的《杜甫诗选》,跟我读的是同一本书吗?道理其实很浅显,因为“一千个人眼中有千个哈姆雷特”。萨特说过,书要是不被人阅读,它就只是涂在白纸上的黑色污迹,而一旦被阅读就一定和特定读者建立与他人不同的关系。所以,诗人西川在他的《深浅》这本书里有这样两句话:一个熟读《论语》的人把另一个熟读《论语》的人驳得体无完肤;杜甫得到太多的赞誉,所以另一个杜甫肯定一无所获。就是在《论语》里看到的东西,或者引申出来的道理,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可能差别很,甚至南辕北辙。
西川
智利有个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聂鲁达,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界,影响不小。我们上学喜欢诗歌的,都读过他的长诗《伐木者,醒来吧!》。这首诗写于1948年,袁水拍当年就把它翻译成中文。它是歌颂苏联、谴责美帝国主义罪行的政治诗,但艺术水平的确很高。在50年代,聂鲁达在我们眼里是位气势磅礴的诗人(事实上他本人也是智利的员);但是到了80年代,通过翻译的选择和阐释,聂鲁达就变成一个爱情诗人了。在80年代,有一个“告别”的潮流,聂鲁达被的五六十年代“删除”的量爱情诗,这个时候就被重点选择、放。现在家记忆最深的,恐怕是他的:“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按照西川的说法就是,一个聂鲁达受到太多的赞誉,另一个聂鲁达就无所收获。关于这个问题,华南师范学中文系滕威教授的《“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当代文学(1949-1999)》分析得很精彩。
我们经常讲,写作是一种“克服”,其实阅读也是一种“克服”,一种对自我的挑战,克服趣味跟阅读惯的限。有一些不好的或有缺陷的惯,是当事人不太能够意识到的。前几年我跟北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去埃及旅行,在尼罗河坐游船看风景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多意思,就拿出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来读。一个过去的学生、现在是中文系的老师看到我在看这样的书,她声喊起来:“老师,你也太夸张了吧?!”因为别尔嘉耶夫是俄国学者、思想家,他这本书是很严肃的学术著作。我猜,这个学生认为旅游就是放松身心,我却读这样的书,而且还是在公众活动的轮船甲板上,真是故作高深、装模作样,装作无时无刻都在思考高深问题、很有学问的样子。
屠格涅夫
这件事提醒我来检讨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读书、兴趣的偏狭。以前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个不好的惯,自以为时时刻刻都要读“有用”的书、“有价值”的书。对比起谢冕老师来,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兴趣、读书范围比我广阔得多。当然,他也读学术书、史料、诗集、评论,但也读历史掌故、各地风物志。他会拿着圆明园的平面图去遗址实地勘察,也收集各菜系的菜谱,既品尝精美食物,也对路边摊的羊杂碎汤津津有味。这就是健康的、“正常人”的生活和兴致,而这是我所欠缺的境界——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阅读。所以,在分机场的书店,你们不会看到深奥学术书,也不会有很严肃的小说。分是帝王系列、康熙王朝什么的,或者是如何炒股、做生意发财、怎样经营管理等,而不会出现《俄罗斯思想》或马克思的《资本论》。
“专业”与“非专业”阅读
然后,我要谈的是有关专业阅读的问题。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学校教书、做“学问”,从1961年学毕业后这几十年都做着这件事,经历非常单调、贫乏。高中、学阶段,读书的选择还比较随意,后来分都是从“功利”出发,从教学、研究课题出发来选择书籍,目的性非常强。要研究哪个作家,就读他的作品,有关他的资料;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也尽可能收集相关资料,灰尘扑鼻地翻阅旧书刊杂志。当代的有些作品,读起来真是没有味道,五六十年代许多文章、资料,相当枯燥,绕来绕去的文风。可是不管你是否喜欢,为了教学,不读不行,硬着头皮也要读。其实写那些文章的学者、批评家,不是才情不够,他们是没有办法。即如,现在我们读它们也是没有办法,做学问就意味着有许多时候要硬着头皮。这是一种“职业式”的读书,你从事这个职业,吃这碗饭,就必须这样做。北中文系的李零老师在他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前言中说,“学者的命就是替人读书,因而常常无法享受阅读的愉快。如果他受毕生之苦,甘之如饴,非要别人和他一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不是替人分劳力,那是不仁之至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这种“不仁之至”系列,这个问题想起来太苦,不想了。不过,退休之后确实有一种“解放”的感觉,能够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书和文章来读。
本文作者 洪子诚
专业,或者职业阅读的问题,我有两点建议。一个是会在不同的书里看到不同的观点,会有很不同,甚至互相反对的主张。如果他的观点不是那么令人气愤,比如说反人类,为法西斯什么的张目,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对不同的观点可以保持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我们不一定总要在书里寻找成功者和失败者;更值得寻找的可能是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极端。即使有些观点看起来不是很能站得住脚,也可以想想这样的观点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出现的,可能给我们什么参照,在观察问题的方式上是否能提供某种启示。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最近文学界的喜事,几十年来,这个奖对文学界是个“心病”。好了,现在终于有作家得奖了,按理这个“心病”应该治愈了。可实际不是这样,还是有许多人不高兴,或者说他不够格,或者说目前至少有十位作家可以得这个奖。对于社会政治、世态人心,莫言有许多表达,更多是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我们还是要把重点放在他的作品上。
莫言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时讲了许多故事。最后一个故事是许多年前他爷爷讲给他的。说是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有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他就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家就抛草帽,其中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意,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莫言说,故事的结我估计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韩少功
这让我想起日本学者近藤直子、加藤三由纪她们的一些话。她们谈到韩少功《爸爸爸》的丙崽,说“人类是组织群体而生存,这种生存方式里潜在着残酷性”;像丙崽、阿Q这些人物,都是“集体”中的异类,当“一个集体面临危机,就把异类奉献给外面世界或排除到集体之外”。那个被扔出庙外的泥瓦匠,不就是因为面临危机所“造出”并加以“歧视”,被排除到集体之外的“异类”吗?这个解读,相信和同学们在课堂上听到的很不相同。这个当然不能取代传统上对《阿Q正传》的诠释,但至少可以成为一种参照。面临危机而不断制造“异类”,抛出“异类”,是我们这一辈子经常面对的事实。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如赵园老师所说的“戾气”。赵园老师80年代研究现当代文学,后来转到明清思想史,考察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文人心态。她说,明清易代之际,社会氛围和士人心态普遍弥漫着一种“戾气”——极端、苛刻、暴力、怨恨,一种病态的。有兴趣可以读读她的《明清之际士夫研究》这本书。
另一个建议是,专业跟非专业书籍,有时候不要分得那么清楚。现在经常说的跨界视野和跨界研究,就是要打破在“专业”上的狭隘设限。去年我在台北的时候,很偶然的机会,有人送我一本台湾学出版中心刚出版的书,蔡振家教授的《另类阅听:表演艺术中的脑疾病与音声异常》。
《另类阅听:表演艺术中的脑疾病与音声异常》,暂无简体版本
从他的学术背景,就略可以知道他的“跨界”。他本科毕业于台物理系,接着在台北艺术学研究所读硕士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在柏林海德堡学音乐博士班毕业,回到台湾以后,又成为了台工学院应用力学研究所和台医学院耳鼻喉科的博士后。他研究的领域涉及戏曲、音乐、生物音乐学、心理声学、音乐声学,一个人可以涉足看来完全不同的领域,着实让人惊奇。给他这本书写序言的,主要也是台湾医学界的名流。在论述艺术创作,特别是表演跟脑疾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分析了这样两个“案例”。
一个是舞台上孙悟空的表演,他说孙悟空的那些动作,是一种疾病的表现。孙悟空的表演,表现了医学里的“妥瑞症”病征。“妥瑞”是法国19世纪的一个医学家发现这个病而用他的名字命名。患上这种症状的人就会有不由自主的动作,包括脸的抽搐,不断地眨眼睛、噘嘴巴、装鬼脸,脸扭曲而且耸肩膀、摇头晃脑还有怪叫。他说孙悟空的表演完全就是“妥瑞症”的症状。然后他又分析了《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跟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我上学的时候,通常会说《牡丹亭》表现了“个性解放”,感情上对理学禁锢的挑战。蔡振家从医学、疾病的角度,认为杜丽娘是患上一种叫“躁郁症”的病。“躁郁症”应该是心理、精神病症,由心理的障碍跟情感的障碍引起,忧郁跟狂躁两种特征反复地出现,狂躁的时候就幸福到极点,看见开花,就有非常快乐的感觉,而且容易有一种性的幻想,活力十足、口若悬河、思路敏捷。对现代人来说,狂躁症发作的另一个征象是盲目购物,但是杜丽娘的时代购物消费还不发达,忧郁的时候,觉得自己就要死掉,觉得生命没有什么意义。蔡振家说,《牡丹亭》里杜丽娘的表现就很符合这个症状。作品里不是写她“游园赏花,触动心情,继而寻梦不得,因而死亡”吗?这就是躁郁症的典型的病史。“一夜焦躁,起来促水朝妆,由她自言自语……”蔡振家还引用台湾一个躁郁症患者在她痊愈以后的自述来加以证明。
我读了这书,感觉有点丧气,原来我们书里的那些美好人物,是精神不正常、脑疾病患者。不过回过头想想,他的研究对我们也有许多启发。我们常把“艺术源于生活”挂在嘴边,这些例子不就是“源于生活”吗?有什么好抱怨呢?但是“艺术”又的确不是“生活”。我们需要文学艺术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具有一种超越性,苦难也好,实际的生活状况也好。读了《另类阅听》,虽然感觉文学艺术的创造性被贬低了,但是认识到文艺创造的重要性。人们需要的,是它们的那种超越具体生活情境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研究性病跟音乐家创作的关系。这个说起来有点不好,因为这些音乐家,包括贝多芬、海顿、舒伯特、帕格尼尼等等,都是我,也可能是你们喜爱的。音乐,特别是器乐作品,与我们具体生活情境的关联很间接,更具有一种精神上的“纯粹性”。可是听到这些作曲家是性病患者,他们头上的“光环”就黯淡下来。不过,蔡振家还有其他研究者认为,从医学研究的角度,性病在它发作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幻觉,对艺术创作会有某种作用、意义。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必要回避,当然也没有必要夸。杰出艺术家当然是才情过人,但是艺术创造也是很复杂的事情,不需要过分浪漫化。我们从这里也能认识到,不是像俄国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任何艺术都比不上生活的美;相反,生活有所不足,才需要艺术。
静下心来读一本书
阅读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帮助我们了解他人。我的建议是,甚至是“治国”,家能够多读一点书。
我们的社会是个浮躁的社会,就像有人说的,的“高速列车”已经开动,而且好像停不下来了。在这样夸张的情境下,最可贵的是要获得一种比较平静的心情,静下来去读一本书。从里头去体会他人表达的道理,温自己的体验,提升自己的境界。
本文节选自
《我的阅读史》
作者: 洪子诚
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出版年: 2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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