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很高明洪子诚：“阅读”与“阅读史”老子讲

我们不一定总要在书里寻找成功者和失败者；更值得寻找的可能是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一种状态，无论是为人，也就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极端……阅读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还是处事，帮助我们了解他人。我的建议是，甚至是“治国”，家能够多读一点书。

——洪子诚《“阅读”与“阅读史”》

《 “阅读”与“阅读史” 》

个人阅读史，道家都把“无”的精髓贯穿始终，也可能就是他的生命史

过去，旨在揭示，在文学研究或其他研究领域，对“有”趋之若鹜的时代里，我们的注意力都只是集中在作者本人和他写出的文本上，人们抛弃的那些“无”，对于“阅读”这个问题，才是真正通往“宝藏”的“钥匙”。奈何现实却是，关注的相对较少。一本书是哪些读者在读？怎么读的？不同身份、不同时代的读者有什么不同反应？作为物质方式的书本与阅读构成什么样的关系？……这种种问题，“物欲”过强的一叶障目之下，我们很少会想到。

前些年出版的加拿学者曼古埃尔的《阅读史》，反而本末倒置”。言归正传。那么从上文回到题目中的议论核心：“老子提倡“无为而治”，就是讨论人类阅读行为的历史变迁：“阅读”在历史上的变化，纸张、印制、传输等条件的改变对阅读产生的影响，如在欧洲，专门供书写、阅读的书桌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印刷条件的改变会给写作跟读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等。阅读是人生存的基本方式的一个重要精神活动。

有位学者说过，如果一个人每年都读一遍《堂吉诃德》，或《哈姆雷特》，然后每年都把读这本书的感想记录下来，那么这个记录也就是他的生命史。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生命史，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觉得这样定义过于夸张，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他的生命状态和变化，会在这个记录里留下痕迹。

读者和书本建立的关系

阅读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谁在读；读什么性质的书；读书的具体条件、情境：时间、地点、情感状态……不管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就会跟这本书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读一本理论书跟读文学作品，你的心态与期待，和这本书的意趣，是完全不一样的。读新书和旧书的感觉也不一样。过去，我经常去北旧刊阅览室，那里收集1949年以前的报纸杂志。当然，现在旧刊不容易看到了，因为年代久远，几十年前的报纸刊物翻阅很容易破碎，所以一般不外借。可能都会制成显微胶卷，或者扫描在电脑上供研究者阅读。如果你手里拿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至更早的时候印制的书刊，跟读现在出版社重新编印的相比，相信你的感觉会有很的差异。你会感觉到你触摸到的东西，那些纸张、字体、装帧编排方式，以至广告……致使你想象什么人在阅读时会在上面留下印迹，你所有的想象都会与具体的历史情境相交融。精装本跟平装本，横排或竖排，读的过程中的感觉也会不一样。书的厚薄程度，也会影响人的阅读感。比如说，诗集需不需要印得那么厚。现在有些诗集很厚，拿在手里头沉甸甸的，觉得很不舒服。

几年前在福建三明开一个诗歌座谈会，是福建的一个诗人的。他一辈子热爱诗歌，不仅自己写诗，还为培养当地诗歌爱好者、开展诗歌活动，付出量心血。他得了癌症去世，福建为他举行一个会，出版他的诗集。他健在的时候，没有得到出版诗集的机会。所以，这次就将他全的诗都收进去，有六七百页。这当然是好意，但是对读者来说，就有点尴尬。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位诗人的创作，一般读者拿在手里就觉得有点难办。从头读起吗？读了六七百页你还有没有感觉？选读的话，又从哪一页读起？座谈会上，我就说了一点题外话。我说有点怀念三四十年代，以至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诗集，常常几十页，来页。我说读诗的时候，手中应该是轻的感觉；应该是让阅读的人有更多时间在上面停留。薄的诗集，拿在手里，你不会有很的压力。我说的也许不对，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124页的诗集——《不对称》/ [波兰]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 雅众文化 出品 / 2021-9

另外一个家经常遇到的问题是，读选本还是读全集。当然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者，家不会去读《全唐诗》或者《全宋文》。莫言前些日子得了诺贝尔奖，文学出版社就赶印收入他全作品的20卷“文集”：这是对这位作家的致敬，也是有经济利益在里面。那么我们是读《莫言文集》好呢，还是读他的一些选本？其他小说家和诗人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全集漫无头绪，不知道怎么读。但是有时候又觉得选本不放心，容易被选家牵着鼻子走；因为有的选本带有历史的、个人的偏见。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不信任选本。

另外，我们读书有时候可能会“想当然”。哈佛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有一本书叫《他山的石头记》，在谈到古代写作和阅读的时候举了这样的例子，说在先秦或者战国时代，写作、阅读是怎么进行的，采用什么方式？当时的写作和阅读与现代社会比较，有什么不同？我们知道在先秦、战国时代，写作是刻在竹简上，那么，一书他要刻多长时间？是写作者自己刻还是雇人来刻？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对文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就是谁有权阅读？一书要多少竹简才能容纳全内容？这些竹简藏在什么地方？什么人才能够读到它？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方式？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可能没有细想。“书籍”的物质条件，对写作跟阅读肯定都会产生很的制约。

开玩笑说，书的定价也会影响读书的选择和情绪。我前年出了一本书叫《我的阅读史》，北出版社出版的，收入我个人类乎读后感的文字。我跟出版社编辑说，书的质量一般般，你们就别定价太高，要不读者不愿意买。可是他们不听我的，二百多页吧，定价38块钱。38块钱多还是少啊？其实我真有一点内疚，会问自己，那些文字能值那么多钱吗？2011年我应广西那边的几所学校的邀请去讲课，住在南宁的一家旅馆里，晚上没事就翻看他们放在房间里的材料。其中有一份是“送餐菜单”，里面有一个鸡蛋炒饭，定价也恰好是38块。这样一对比，我就放下心来，无非就是一份鸡蛋炒饭嘛！不过，现在也有相反的：有的书定价如果太低，销路也不好。因为有的人有很多钱，喜欢买漂亮的书。读起来感到舒服，即使不读，摆在书架上，也显得漂亮气派。

“书的定价也会影响读书的选择”/图片来自豆瓣

现在有一个很的问题。过去我们对书籍有一种“饥渴”感，现在这种感觉已经失去，或者不多了。昨天我跟你们的李保民老师聊天，说80年代初他上学的时候，常常在听完课后，利用休息的十多分钟时间，赶紧跑到书店看今天有没有来新书。现在谁还会有这样急迫的心情？过去是渴望拥有书籍的时代，现在是书籍拥有我们的时代。我们被量的书包围，每年出版的书那么多，书店里各种读物琳琅满目，获得图书变得那么容易，已经不再有“饥渴”的感觉了。我也是这样。50年代我上中学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零花钱，第一次买的两本书，一本是郭沫若的《女神》，一本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选。那种拥有自己的书籍的感觉，那种快乐，现在的人不容易体会。所以，就是刚才所说，现在是书籍拥有人的时代，而不是人渴望拥有书籍的时代。就像现在有钱的人被金钱所拥有，当权者被权力所拥有。当人被书拥有的时候，就没有那种非常渴望读书的心情。

这个变化对我来说是非常深刻的。1991年我在日本东京学任教的时候，那时CD唱片在国内还是稀罕的东西，价格也昂贵。在日本也不便宜，但是公共图书馆可以出借。我就到图书馆借回来听，或者复制在录音带上。借到一些心爱的唱片的时候，走在路上都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那是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情。现在CD那么多，包括古典音乐的引进版，很容易得到。不久前我在“当当网”看到一些引进版的古典CD在降价，5块钱一张。而以前同样的进口CD要卖到多。所以，东西来得太容易，好，也不好。轻易获得的东西往往不知道珍惜。

书的重读

有些书我们可能读一遍，有的可能会重读，甚至会读多次。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拿我自己来说，对重读有两种不同的心态。一种是有点害怕，怕重读可能会破坏当初美好的感觉。读巴金的小说是念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年轻，新又刚，对未来有一种热切的、浪漫的期盼，也偏爱那种的文字，巴金二三十年代的青春式、抒情式的写作，当时很对我的胃口。

台湾淡江学吕正惠教授，他的年龄应该比我小十来岁。他是岁数比较的时候才读巴金的，因为在国民“解严”之前，作家的书籍在台湾都被列为禁书；所以他读巴金，可能要到80年代以后。他就提出一个疑惑：巴金为什么评价那么高？在他看来就跟中学生作文一样。他说的可能有点过分，但是巴金作品的艺术性，包括文字，确实有许多问题，有的文字比较粗糙，感情不够节制。但是我初中读的时候，感动得不得了，有的地方还痛哭流涕，哭得不行。90年代初我在日本，一位日本教授上汉语课，选用巴金《家》的鸣凤自杀的那一段，有一些词句的解释他不太拿得准就来问我，我就重读一遍。我顿时对年轻时候的痛哭流涕产生疑问，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吗？所以这次重读，对我来说其实是不好的，不必要的。觉得如果不重读的话，保存50年代的那种心情，在我这里就是一笔财富。但是重读就把这个“财富”丢掉了，有点可惜。所以，有的时候，就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去重读过去喜爱的书。

巴金

不过，总的来说，随着知识、鉴赏力的增加，重读通常还是利于弊。不知家有没有读过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几年前我到俄国旅游的时候，还专门到莫斯科近郊的别列捷尔金诺的“作家村”参观他的故居。有人说他的诗比他的小说写得更好，他主要是一位诗人。不过，他的长篇《日瓦戈医生》反响更。这长篇是在50年代中期出版的，不是在作家生活的祖国，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出版社。当时是冷战时期，因为它的出版，也因为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这长篇，引起了轩然，《日瓦戈医生》成为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角力的平台。结果在苏联当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写了检讨，发表公开声明拒绝去斯德哥尔摩领奖。

我知道这个作品的名字，是因为1958年读了《文艺报》上的批判文章，留下的印象是这小说很反动、很恶毒。可是当时，以至直到80年代中期之前，都没有中译本，写批判文章的人也没有读过这小说。中译本在1987年才出现，1987年读的感觉，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反动”“恶毒”。当然，它的确是对苏联十月的质疑。主人公日瓦戈是贵族出身的医生，开始的时候，也是对很向往，至少是抱有好感的，因为旧俄的专制制度非常黑暗、腐败，许多人都认为需要一场来改变这个旧世界，改变群众痛苦的生活。但是，之后，日瓦戈发现情况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他主要是从精神的角度，来观察造成的新的精神病症。他发觉空谈、说话空话、说违心话和做违心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日瓦戈把这个现象叫作“心脏微细出血”。

我想，这是这些知识分子最感痛切，也最感失望的事情。当然，在冷战时期，这种从精神层面对的质疑，在当时环境下面，苏联和包括在内的“阵营”批判它反苏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重读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关注点已经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我想和我的思想不再执着于一个点有关系。我在《我的阅读史》中的《一小说的延伸阅读》有提及此变化。我觉得里面也不只是被动地忧虑产生的精神后果，也还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尽管是微弱的。在强的历史和相对无助的人的生活关系上，书里似乎也在表达这样的意思：“历史”虽然拥有巨的对个人生命的裹挟、吞没的力量；但是，个体生命的“节律”，也不见得就能被取消，生活里有“不能”的悲剧，也有“可能”的争取。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人的生活中的常度恒性更为重要。

帕斯捷尔纳克

而且，我也对书里写到的俄罗斯人对自然的态度有了当初没有的好奇。感觉自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被征服，也不是欣赏的对象，他们的生命就融合在里面，形成他们有关爱情、死亡、苦难、幸福的理解。所以，日瓦戈最后因落魄而死，他的恋人拉拉并没有过分悲伤。书里这样写，“植物王国很容易被看作是死亡王国的近邻，在地上的绿色植物中，在坟地上的树木间，在一排排花苗中就隐藏着生命转化的奥秘，这正是我们一直要解开的谜”。也就是说，这个作品不仅包含我们通常理解的政治命题，而且有更丰富的内容。重读中这些跟过去不同的发现，来的虽然有点晚，但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阅读是一种“克服”

开头提到的曼古埃尔的《阅读史》，说到因为印刷术的出现产生了一些错觉。比如说，一书稿可以成批，可以成千上万印出来，它们的装帧设计都一模一样，所以会在读者那里引起错觉，以为他们读的是同一本书。但事实上，曼古埃尔说，他们读的不是同一本书。假如我们同时拿起同一个版本的《杜甫诗选》，能说你读的《杜甫诗选》，跟我读的是同一本书吗？道理其实很浅显，因为“一千个人眼中有千个哈姆雷特”。萨特说过，书要是不被人阅读，它就只是涂在白纸上的黑色污迹，而一旦被阅读就一定和特定读者建立与他人不同的关系。所以，诗人西川在他的《深浅》这本书里有这样两句话：一个熟读《论语》的人把另一个熟读《论语》的人驳得体无完肤；杜甫得到太多的赞誉，所以另一个杜甫肯定一无所获。就是在《论语》里看到的东西，或者引申出来的道理，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可能差别很，甚至南辕北辙。

西川

智利有个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聂鲁达，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界，影响不小。我们上学喜欢诗歌的，都读过他的长诗《伐木者，醒来吧！》。这首诗写于1948年，袁水拍当年就把它翻译成中文。它是歌颂苏联、谴责美帝国主义罪行的政治诗，但艺术水平的确很高。在50年代，聂鲁达在我们眼里是位气势磅礴的诗人（事实上他本人也是智利的员）；但是到了80年代，通过翻译的选择和阐释，聂鲁达就变成一个爱情诗人了。在80年代，有一个“告别”的潮流，聂鲁达被的五六十年代“删除”的量爱情诗，这个时候就被重点选择、放。现在家记忆最深的，恐怕是他的：“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按照西川的说法就是，一个聂鲁达受到太多的赞誉，另一个聂鲁达就无所收获。关于这个问题，华南师范学中文系滕威教授的《“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当代文学（1949-1999）》分析得很精彩。

我们经常讲，写作是一种“克服”，其实阅读也是一种“克服”，一种对自我的挑战，克服趣味跟阅读惯的限。有一些不好的或有缺陷的惯，是当事人不太能够意识到的。前几年我跟北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去埃及旅行，在尼罗河坐游船看风景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多意思，就拿出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来读。一个过去的学生、现在是中文系的老师看到我在看这样的书，她声喊起来：“老师，你也太夸张了吧？！”因为别尔嘉耶夫是俄国学者、思想家，他这本书是很严肃的学术著作。我猜，这个学生认为旅游就是放松身心，我却读这样的书，而且还是在公众活动的轮船甲板上，真是故作高深、装模作样，装作无时无刻都在思考高深问题、很有学问的样子。

屠格涅夫

这件事提醒我来检讨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读书、兴趣的偏狭。以前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个不好的惯，自以为时时刻刻都要读“有用”的书、“有价值”的书。对比起谢冕老师来，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兴趣、读书范围比我广阔得多。当然，他也读学术书、史料、诗集、评论，但也读历史掌故、各地风物志。他会拿着圆明园的平面图去遗址实地勘察，也收集各菜系的菜谱，既品尝精美食物，也对路边摊的羊杂碎汤津津有味。这就是健康的、“正常人”的生活和兴致，而这是我所欠缺的境界——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阅读。所以，在分机场的书店，你们不会看到深奥学术书，也不会有很严肃的小说。分是帝王系列、康熙王朝什么的，或者是如何炒股、做生意发财、怎样经营管理等，而不会出现《俄罗斯思想》或马克思的《资本论》。

“专业”与“非专业”阅读

然后，我要谈的是有关专业阅读的问题。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学校教书、做“学问”，从1961年学毕业后这几十年都做着这件事，经历非常单调、贫乏。高中、学阶段，读书的选择还比较随意，后来分都是从“功利”出发，从教学、研究课题出发来选择书籍，目的性非常强。要研究哪个作家，就读他的作品，有关他的资料；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也尽可能收集相关资料，灰尘扑鼻地翻阅旧书刊杂志。当代的有些作品，读起来真是没有味道，五六十年代许多文章、资料，相当枯燥，绕来绕去的文风。可是不管你是否喜欢，为了教学，不读不行，硬着头皮也要读。其实写那些文章的学者、批评家，不是才情不够，他们是没有办法。即如，现在我们读它们也是没有办法，做学问就意味着有许多时候要硬着头皮。这是一种“职业式”的读书，你从事这个职业，吃这碗饭，就必须这样做。北中文系的李零老师在他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前言中说，“学者的命就是替人读书，因而常常无法享受阅读的愉快。如果他受毕生之苦，甘之如饴，非要别人和他一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不是替人分劳力，那是不仁之至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这种“不仁之至”系列，这个问题想起来太苦，不想了。不过，退休之后确实有一种“解放”的感觉，能够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书和文章来读。

本文作者 洪子诚

专业，或者职业阅读的问题，我有两点建议。一个是会在不同的书里看到不同的观点，会有很不同，甚至互相反对的主张。如果他的观点不是那么令人气愤，比如说反人类，为法西斯什么的张目，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对不同的观点可以保持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我们不一定总要在书里寻找成功者和失败者；更值得寻找的可能是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极端。即使有些观点看起来不是很能站得住脚，也可以想想这样的观点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出现的，可能给我们什么参照，在观察问题的方式上是否能提供某种启示。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最近文学界的喜事，几十年来，这个奖对文学界是个“心病”。好了，现在终于有作家得奖了，按理这个“心病”应该治愈了。可实际不是这样，还是有许多人不高兴，或者说他不够格，或者说目前至少有十位作家可以得这个奖。对于社会政治、世态人心，莫言有许多表达，更多是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我们还是要把重点放在他的作品上。

莫言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时讲了许多故事。最后一个故事是许多年前他爷爷讲给他的。说是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有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他就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家就抛草帽，其中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意，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莫言说，故事的结我估计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韩少功

这让我想起日本学者近藤直子、加藤三由纪她们的一些话。她们谈到韩少功《爸爸爸》的丙崽，说“人类是组织群体而生存，这种生存方式里潜在着残酷性”；像丙崽、阿Q这些人物，都是“集体”中的异类，当“一个集体面临危机，就把异类奉献给外面世界或排除到集体之外”。那个被扔出庙外的泥瓦匠，不就是因为面临危机所“造出”并加以“歧视”，被排除到集体之外的“异类”吗？这个解读，相信和同学们在课堂上听到的很不相同。这个当然不能取代传统上对《阿Q正传》的诠释，但至少可以成为一种参照。面临危机而不断制造“异类”，抛出“异类”，是我们这一辈子经常面对的事实。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如赵园老师所说的“戾气”。赵园老师80年代研究现当代文学，后来转到明清思想史，考察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文人心态。她说，明清易代之际，社会氛围和士人心态普遍弥漫着一种“戾气”——极端、苛刻、暴力、怨恨，一种病态的。有兴趣可以读读她的《明清之际士夫研究》这本书。

另一个建议是，专业跟非专业书籍，有时候不要分得那么清楚。现在经常说的跨界视野和跨界研究，就是要打破在“专业”上的狭隘设限。去年我在台北的时候，很偶然的机会，有人送我一本台湾学出版中心刚出版的书，蔡振家教授的《另类阅听：表演艺术中的脑疾病与音声异常》。

《另类阅听：表演艺术中的脑疾病与音声异常》，暂无简体版本

从他的学术背景，就略可以知道他的“跨界”。他本科毕业于台物理系，接着在台北艺术学研究所读硕士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在柏林海德堡学音乐博士班毕业，回到台湾以后，又成为了台工学院应用力学研究所和台医学院耳鼻喉科的博士后。他研究的领域涉及戏曲、音乐、生物音乐学、心理声学、音乐声学，一个人可以涉足看来完全不同的领域，着实让人惊奇。给他这本书写序言的，主要也是台湾医学界的名流。在论述艺术创作，特别是表演跟脑疾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分析了这样两个“案例”。

一个是舞台上孙悟空的表演，他说孙悟空的那些动作，是一种疾病的表现。孙悟空的表演，表现了医学里的“妥瑞症”病征。“妥瑞”是法国19世纪的一个医学家发现这个病而用他的名字命名。患上这种症状的人就会有不由自主的动作，包括脸的抽搐，不断地眨眼睛、噘嘴巴、装鬼脸，脸扭曲而且耸肩膀、摇头晃脑还有怪叫。他说孙悟空的表演完全就是“妥瑞症”的症状。然后他又分析了《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跟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我上学的时候，通常会说《牡丹亭》表现了“个性解放”，感情上对理学禁锢的挑战。蔡振家从医学、疾病的角度，认为杜丽娘是患上一种叫“躁郁症”的病。“躁郁症”应该是心理、精神病症，由心理的障碍跟情感的障碍引起，忧郁跟狂躁两种特征反复地出现，狂躁的时候就幸福到极点，看见开花，就有非常快乐的感觉，而且容易有一种性的幻想，活力十足、口若悬河、思路敏捷。对现代人来说，狂躁症发作的另一个征象是盲目购物，但是杜丽娘的时代购物消费还不发达，忧郁的时候，觉得自己就要死掉，觉得生命没有什么意义。蔡振家说，《牡丹亭》里杜丽娘的表现就很符合这个症状。作品里不是写她“游园赏花，触动心情，继而寻梦不得，因而死亡”吗？这就是躁郁症的典型的病史。“一夜焦躁，起来促水朝妆，由她自言自语……”蔡振家还引用台湾一个躁郁症患者在她痊愈以后的自述来加以证明。

我读了这书，感觉有点丧气，原来我们书里的那些美好人物，是精神不正常、脑疾病患者。不过回过头想想，他的研究对我们也有许多启发。我们常把“艺术源于生活”挂在嘴边，这些例子不就是“源于生活”吗？有什么好抱怨呢？但是“艺术”又的确不是“生活”。我们需要文学艺术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具有一种超越性，苦难也好，实际的生活状况也好。读了《另类阅听》，虽然感觉文学艺术的创造性被贬低了，但是认识到文艺创造的重要性。人们需要的，是它们的那种超越具体生活情境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研究性病跟音乐家创作的关系。这个说起来有点不好，因为这些音乐家，包括贝多芬、海顿、舒伯特、帕格尼尼等等，都是我，也可能是你们喜爱的。音乐，特别是器乐作品，与我们具体生活情境的关联很间接，更具有一种精神上的“纯粹性”。可是听到这些作曲家是性病患者，他们头上的“光环”就黯淡下来。不过，蔡振家还有其他研究者认为，从医学研究的角度，性病在它发作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幻觉，对艺术创作会有某种作用、意义。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必要回避，当然也没有必要夸。杰出艺术家当然是才情过人，但是艺术创造也是很复杂的事情，不需要过分浪漫化。我们从这里也能认识到，不是像俄国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任何艺术都比不上生活的美；相反，生活有所不足，才需要艺术。

静下心来读一本书

阅读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帮助我们了解他人。我的建议是，甚至是“治国”，家能够多读一点书。

我们的社会是个浮躁的社会，就像有人说的，的“高速列车”已经开动，而且好像停不下来了。在这样夸张的情境下，最可贵的是要获得一种比较平静的心情，静下来去读一本书。从里头去体会他人表达的道理，温自己的体验，提升自己的境界。

本文节选自

《我的阅读史》

作者: 洪子诚

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出版年: 2017-5

标签：洪子诚 阅读史 写作 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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