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在厦颁奖王笛：成都茶铺反映了中国文化和公共生活的一个普遍现象第二届

谈及川西的地方社会与文化，赛征文活动历时2个月，茶铺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能绕过的存在。它根植于地域、生态和生活方式，共收到征文作品597篇，建构了一种不言而喻的“集体记忆”。

谈及历史，其中海外作者66篇。参赛者不仅有来自内地30多个、、直辖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王笛认为，还有来自美国、加拿、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澳利亚、德国等19个海外华侨华人的积极参与。参赛作品以“歌”为主线、以百年奋斗路为主题，“帝王将相和精英的历史，多维度、多视角，是一个不完整的历史。“在其新作《那间街角的茶铺》中，全景式地反映史、新史、史、发展史，王笛以茶铺为个案，勾勒人的精神谱系；参赛作者年龄层次跨度，为我们理解地域文化、理解那些在历史中销声匿迹的“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成都茶铺是茶馆的一分，最的参赛者86岁。赛组委会邀请了凌鼎年、(菲律宾)、朵拉(马来西亚)、练建安、石华鹏、秦俑、郭晓霞、高健、刘春先、何光占、程思良、万小英、蓝月、剑言一白等14名海内外知名作家组成专家评审，也是茶馆文化的精华，从作品立意、选题方向、征文内容、文学审美等多角度进行评审。经终审评委独立打分，若要了解日常生活文化和公共空间的关系，决出最终作品，成都茶铺便是典型的观察对象之一。

茶铺在成都人的日常生活中起着怎样的作用？代表地方文化的成都茶铺如何在现代化同一性的冲击下保持自己的独特性？成都茶铺的地方经验在多程度上可以推演到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作为城市公共空间，茶铺在历史与当下承担着怎样的职能？我们或许可以从王笛的论述中找寻到问题的答案。

本文节选自王笛《那间街角的茶铺》。

01

不能远离的尘嚣

我们今天的生活性，有很多是上千年慢慢形成的。喝茶作为日常生活重要分有着漫长的历史，正如民谚所称：“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

今日世界饮茶之源于四川，远可追溯到西周，秦统一后，方传到其他地区，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

广为流传的陆羽的《茶经》，开篇即称：“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

在的文化中，对生活的享受并不一定和丰厚的物质条件有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心境，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超然脱世的心态。

在古代，人们追求在幽雅的环境中饮茶，文人客经常描写他们一边品茗，一边吟诗作画的闲情逸致。清代画家郑板桥据称是“茶竹双痴”，作画时茶与竹不可或缺，其追求的理想境界是：“茅屋一间，新篁数杆，雪白纸窗，微渗绿色”，然后“独坐其中，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

这种情调给了我们后人无限的想象力，在这样一个简单而典雅的环境下品茶作画，该是多么地心旷神怡，文思敏捷，灵感如泉！

而在现代社会，人们把优雅的生活，似乎与物质的条件，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其实，对生活的享受，经常是取决于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因素。

同郑板桥一样，一些喜欢茶的人不喜欢喧闹，因此茶铺不应是他们的选择，他们甚至提议远离茶铺。抗战时期《新民报晚刊》上一篇题为《吃茶ABC》的文章称，饮茶应该有一个宜人的环境，干净、整齐、高雅的家具和茶具。按照这个标准，“茶馆绝不是吃茶的理想地方，吃茶先得有好友精舍，甘水洁瓷”。

显然郑板桥试图远离世俗的尘嚣，在自然中得到创作的灵感。因此，茶铺不可能营造这样一种心境。的确，茶铺对那些喜欢清静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好去处。

但也恰恰正是那个热闹的气氛，作为一个自由交往的空间，茶铺才吸引了众多的茶客。也就是说生活方式的追求各有不同，清静和热闹也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方面，关键在于个体的不同追求和生活态度。

在成都，虽然茶铺具备了郑板桥心仪的茶竹两者，因为茶铺皆使用竹椅并经常坐落在竹林之中，但通常是顾客盈门，熙熙攘攘。人们去那里不仅是喝茶，也追求济济一堂、熙熙攘攘的那种公共生活之氛围，这或许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众与精英文人的不同胃口和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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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茶馆的地域性

一个和的文化其实并不是统一的，而是由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所组成，一旦这种地方特色的文化消失了，所谓和的文化也就失去了它的根基。因此，如果以文化来打击地方文化，其实最终也会反过来伤害到文化本身。

从一定程度上讲，成都茶铺和茶铺生活也可以笼而统之地称为“文化”之一分，这即是说成都茶铺反映了文化和公共生活的一个普遍现象。

事实上，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扬州、南通、成都等地的茶铺，都有不少共同点：人们以茶馆作为市场、客、办公室、娱乐场所、解决纠纷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们都是“茶馆”。

然而，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茶馆的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

在北方，如北京，戏院在17—18世纪便产生了，北京的茶馆多是从演戏的戏院发展而来，刚好与戏园从茶馆产生的成都相反。在北京的公园里，树荫下的圆桌和方桌，铺有白桌布，上面摆着瓜子、花生和其他点心，也卖汽水和啤酒，卖茶并非是其主要的生意。

在华北的茶馆是用高木桌、长凳子、茶壶，坐起来不是很舒服，茶壶泡茶也不利于品茶，而且顾客加开水还得另付钱。因此，人们称这些茶馆为“无茶无座”。

北方人一般喝白开水、冷井水，仅那些老头或地方士绅去茶馆饮茶。人们很少在河北、河南、安徽、陕西、东北等地看到茶馆。在许多地方，比如天津，居民在“老虎灶”买开水回家泡茶，并非待在茶馆里喝茶聊天。

在南方，茶馆发达得多。在《梦粱录》《儒林外史》等有关古代茶坊的描述，也几乎都集中在南方，如杭州、南京等城市。那些近代作品中如舒新城、黄炎培、张恨水、何满子、黄裳等人关于茶馆的回忆也几乎都是南方城市。

有人观察，在广州，老人们称茶馆为“茶室”，这些茶馆主要是卖点心，但其座位舒服得多，所以人们称是“有座无茶”。广东一般称茶楼，表面看起来像四川的茶馆，但显然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与四川的“平民化”茶铺不同。这些茶楼可以高达四五层，楼越高则价越贵，因为那里使用的桌椅、茶具等都比较高档，光亮照人，茶客是有身份的人，不是士绅，就是富商。他们不但喝茶，还买点心小吃，把茶铺作为会客或洽谈生意的场所。

扬州虽然在长江北，还是惯上被视为南方的一分。在那里，茶馆和公共澡堂经常合二而一，一般早晨卖茶，下午成为澡堂。南京的茶馆比成都少得多，顾客一般只在早晨光顾，茶客多为中下阶层。南通则有三类茶馆，即点心、清茶馆和堂水炉子。所谓堂水炉子，即老虎灶，只卖热水和开水，都为下层服务。

在上海，性别间的限制较少，妇女被允许进入茶馆也较成都早得多。在1870年代，越来越多的上海妇女进入茶馆、戏院、烟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年轻妇女也喜欢在茶馆约会，当然也会有一些混迹其中。1880年代，中下层妇女也经常与男人同处一个公共空间，虽然上层妇女拒绝到这样的地方。

事实上，茶馆在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甚至不像咖啡馆那么重要，例如原哈佛学教授李欧梵在他的《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中所指出的，咖啡馆“在欧洲特别是法国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充满政治和文化意义”，在1930年代的上海，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聚会地，成为“当代城市生活的象征”。如果说上海人去咖啡馆追求“现代生活”，那么成都居民则在茶铺里捍卫“传统”生活方式。

虽然茶是的“国饮”，在全国江南北的城镇甚至乡场都有茶馆，但没有任何城市像成都人那样，其日常生活与茶馆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人类学家也同意，在华北饮茶不像南方那么普遍，茶馆和茶馆生活对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重要。

巴波在其回忆中，讲到他坐茶馆的经历，他发现茶馆的数量，“北方不如南方多，南方要数四川多，四川境内要数成都多”。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饮茶俗。例如，北方人说“喝茶”，南方人说“饮茶”，四川人说“吃茶”。

成都茶铺是茶馆的一分，也是茶馆文化的精华。也可以这么认为，成都的茶铺是茶馆的代表，因为它具有茶馆和茶馆文化最丰富的历史和最有影响的文化现象。它是根植于地域、生态、生活方式而发展起来的，是地方文化的最突出的表现。如果我们想了解日常生活文化和公共空间关系的话，那么成都茶铺无疑是最典型的观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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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茶铺：嵌入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

我们经常说，观察历史必须要有宏的视野，我们历史学家也经常自认为是历史的审判者，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因此他们的眼睛，只放在那些风云人物身上，以为只有他们才创造了历史。

而在我看来，帝王将相和精英的历史，是一个不完整的历史，因为普通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无非是创造的方式不同而已。其实，我更想说，所谓帝王和英雄所创造的历史，多是为了控制、争夺权力和满足自己的野心，他们更多的是灾难的制造者，留下了悲惨的历史；而那些芸芸众生，才是文化和经济发展真正的推动者。

因此，历史学家要为百姓写史，哪怕是凡夫俗子每天坐茶铺的“毫无意义”的日常行为，也远胜于一代枭雄所谱写的横尸遍野的血泪史。

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促进了茶铺繁荣不衰。人们的茶铺生活轻松而自在，朋友和熟人在那里会面、聊天、下棋、谈生意等，进行各种活动。茶铺有其特殊的诱惑力，诱使人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甚至年复一年地在那里度过人生。

在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每条街都有茶铺，没有任何一个公共空间像茶铺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茶铺生活成为这个城市及其居民生活方式的一个真实写照。

一碗茶不贵，顾客可能花更多的钱在、炒瓜子、水果等，还有热脸帕、等开销。

当然，茶铺数量的增加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越来越多的移民进入成都，需要更多的地方寻找工作，进行社交，劳作之余休息。他们在城市中没有固定的家，于是茶铺成为他们远离家乡时的一个重要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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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从成都茶铺的地方经验到广阔的社会图景

茶铺是成都社会的缩影，集商业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为一体。对成都茶铺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角色的观察，有助于对整个城市社会的理解。茶铺让我们进入到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对茶铺这样的社会机构的研究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城市的最底层，观察到那些我们至今仍然忽视的社会现象。

茶铺是具有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多功能的公共空间。茶铺是一个社区的社会中心，因为那些有着同样政治观点、生活方式、职业背景的人们，或那些来自同一个地方，或有同样兴趣的人们，能够建立一定的社会联系。

茶铺里什么事都可以发生，各种人物——从学者、官员、商人，到小贩、苦力、乞丐、堂馆、理发匠、讲评书者、算命先生、艺人等——都在那里活动。

在其他店铺里，一般是店主或店员与顾客的关系。但茶铺不同，顾客一般在那里待好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基本上是顾客间的相互作用。人们在那里进行各种活动：闲谈、传播小道消息、谈生意、解决纠纷、、斗鸟、下棋、找工作或招募劳工、收集信息、抱怨社会和生活的不公、发泄对和政治的不满、召集各种会议、争论甚至打斗，等等。

茶铺的复杂性还反映在其结构和生意的运作方式。茶铺老板可能是官员，或名声在外的商人，或著名学者，或袍哥首领，或居城地主，但也可能是仅可糊口的劳工，或乡间来的农民，或破落户，或小贩，或低级士兵，可以是成都居民或外来移民，城市老油条或纯朴的“乡愚”，彪悍的男人或柔弱的女人……

他们的教育程度、籍贯、职业、家庭等背景各有不同，这影响到他们的经营方式和风格、茶的味道以及对顾客的态度。

茶铺反映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变化。每碗茶的价格总是与通货膨胀同步的，当原材料上涨，茶价便升高；当经济衰退或自然灾害发生，茶铺里乞丐数量便增加。由于的地理和社会复杂，在讨论成都茶铺时、不可避免地把地方问题放到全国的舞台。例如，观察女茶房的兴起，便必须考虑战争难民问题，因为是他们将沿海较的风气带到了成都。

又如分析成都的小商业时，也必须纳入当时经济的环境中，特别是小商业在现代经济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样的综合观察保证我们在着眼于微观问题的时候，仍能保持宏观的视野。

我们可以从研究细胞，来了解整个人体；我们也可以把茶铺视为社会的细胞，来观察人们生活的世界，把茶铺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分析，便涉及若干相关问题：微观世界能否反映的社会，微观世界的个案能否说明外边更的世界？另外，根据小的个案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推而广之到更的范围？

研究的人类学家经常以一个小社区为基地，力图为理解社会提供一个认知模式，也经常被类似的问题所困扰。一个小社区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分，然而又不能完全代表那个社会，因此其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知识”，或者说是“地方经验”。尽管有这样的限制，地方知识至少提供了对社会的分认知。

对成都茶铺的探索，提供一个样本和一种经历，可以丰富我们对整个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理解。总而言之，微观历史的意义在于为理解城市史的普遍规律提供了个案，不仅深化我们对成都的认识，而且有助于理解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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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现代化过程中的茶铺与地方文化的韧性

现代化的过程使具有丰富地域文化的地方趋向文化的同一性。成都像许多内陆城市一样有着特殊的社会转型。沿海城市在19世纪便受到西方强烈的影响，与之相比，这个过程要晚得多和缓慢得多。通过对茶铺和日常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地方文化对试图改变它的外力量的抵制是非常明显的。

现代化和文化的同一模式扩张势头遭遇了地方文化的顽强抵制，这成为现代性和传统文化关系的一个主题。与这条线同时并存的是，20世纪上半叶在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家权力的力扩张。

在强的、西化的诸如“文明”、“爱国”等话语的影响之下，那些主张保持地方文化独特性的人的声音被淹役。然而，地方化及其生活方式仍然保持着其潜在的活力，虽然成都并无法阻止现代化同一性的冲击，但从相当程度上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文化。

茶铺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它一直受到人们的指责，无论是精英、学者还是普通众，对它都存在相当程度的误解。

20世纪初，茶铺被认为是无所事事的闲人们去的地方。因此，对茶铺最普遍的谴责是它鼓励人们浪费时间。与其他社会转变一样，“时间”这个概念也适时地发生了变化。

但对新的时间概念的理解和接受，基本上限于“现代化”和“西化”的精英，多数普通居民仍保留着千百年以来根深蒂固的时间概念。他们怎样使用时间，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个人惯、教育、职业、家庭背景、经济地位等等。

在茶铺，学者可以为他的写作找到素材，商人可以做成一笔买卖，学生可以了解在教科书以外的社会，秘密社会的成员可以与其同联系，普通劳工可以找到工作。另外，还有很多小商贩、艺人和工匠可以在那里谋生。

因此，在茶铺里无所事事和忙忙碌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有时候看起来无所事事的闲客或许是忙人，反之亦然，悠闲和辛劳是构成日常生活节奏的两个分，茶铺兼而有之。

正是茶铺为都市居民的公共生活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公共空间，即使在“现代化”的公共娱乐场所出现之后，茶铺仍然是最适合都市民众消费的地方。社会的现代化在相当的程度上不可能立即摧毁根深蒂固的日常生活方式，茶铺的延续和顽强的生存见证了众文化旺盛的生命力。

在成都的街上听到人们彼此打招呼：“口子上吃茶，茶钱该我的”。虽然家都知道，这经常不过是做一个“姿态”，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但是由于人们经常在茶铺会面，所以这个招呼又是非常恰当的，反映了茶铺中会友和社交的重要性。

而且，传统社会中，在信息不流通、新闻渠道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茶铺作为一个信息中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不输于今天的报纸、广播、电视乃至网络的角色。

加入这种茶铺闲聊不需要任何准备或资格。人们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只要没有冒犯在场的任何人，实际上也很少有人真正严肃对待茶铺里的闲言碎语。

今天网上的许多用词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的丰富而不断更新的，其实过去的茶铺，犹如今天的互联网，也是人们交流信息之地、自然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

成都茶铺形成的惯成为地方众文化的重要组成分，从茶具使用、喝茶方式、茶铺术语，到顾客言行等等，都是茶铺文化的展示。茶具作为茶铺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一分，反映了生态、环境以及物质资源的状况。

茶铺主要是人们休闲、做生意、公共生活之地，同时也成为民众谋生的搏斗场。茶铺是成都的一个微观世界，在那里发生的一切，也是社会的反映。

总之，对茶铺故事的讲述，试图再现成都的茶铺和茶馆文化，挖掘在成都茶铺中所发生的形形故事，把读者带入茶铺的内，以一个新的角度理解城市及其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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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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