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杰论误入“思想史”的颜元

王东杰（张京华）清华学历史系王东杰教授长期从事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在他的最新著作《村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的转变》中，他运用“心理史”和“具象认知”理论，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明末清初思想家颜元。在接受《上海书评》记者采访时，他认为：颜元是一个谈论明清思想史的人。每个人都必须谈论它，但他不是很有能力谈论它。这迫使研究者改变思路：如何从更接近自己定位的角度来理解颜元——对于这样一个无意成为“思想家”的儒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他的“思想”的意义？他的思想只是他对自己生活的回应和调整。我们应该努力把握他的生活、情感和心态。问题的变化不能不促使研究人员采用新的方法，以符合颜元的自我定位

村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的转变，王东杰著，南京学出版社，2021 9月，如果不是因为现代学者的不断误读，你认为颜元只是村级的圣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如何看待颜元在狭隘的思想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他与当时平均思想的高度有什么关系？王东杰：当我们提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史时，我们想到的名字往往是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侯外庐先生所提到的“早期启蒙”的思想背景或多或少是隐含的。无论你是否愿意接受侯外禄的说法，顾、黄、王三人确实被认为构成了这一时期思想史的前景。其中有颜元和李毅，他们的地位并不低。总的来说，他们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前三名。这一排名是20世纪的产物。事实上，其中有许多“误读”因素。颜李学派最初是“被二帝所杀”，在李毅之后就不为人所知了。看来它已经退出了学术阶段。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通过戴旺、谭贤、孙逸让、宋澍、章太炎和刘师培的表彰，阎李学派的地位越来越高。正如我在书中提到的，20世纪的学者和官员将颜元的思想与各种现代“学说”进行了比较。这些学说不仅是颜元本人闻所未闻的，还有一些（如反、民主）恰恰与自己的立场背道而驰。颜元很幸运地从那堆旧纸中“获救”，避免了忘记。他也被列为《时代思潮》的头号人物（但事实上，他是从一堆旧报纸中被发现的，这或多或少是对他反对阅读的讽刺）；现代学者不断根据自己的信仰转变颜元的观念，使颜元的初衷越来越遥远，但这也是他的不幸

颜元（无名画家）的肖像

我说颜元是“村里的圣人”，这与他的成长环境和成长过程密不可分。他在河北中一个县市的一个小官家长。后来，他的家庭从城市沦落到农村，他的家庭不是一个学术家庭。就连路香山和王阳明也在20多岁时被告知。他立刻被这消息说服了。后来，他了解了程朱的情况，立刻被说服了。他也很少去很远的地方。50岁时，他出去找父亲。57岁时，他去了南方的中州，这是他两次长途旅行，也是距离最远的地方。多数时候，他的脚印都不在河北中（直隶以南）。颜元读书不多，思想深度极为有限——然而，这一弱点也是他形成自己思想风格的重要原因，使他不受“书香门第”的束缚，更能发挥自己的天性，更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感情，对读书静坐的时间理论实践表示强烈反对，当时占据主流地位。自相矛盾的是，这一独特的地位恰恰使他成为后来学术史上的头号“人物”。限性也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他献身于道教，与河北学术界的长辈交了很多朋友。这些人基本上生活在当时思想界的第二层，他们的表现也不是最精彩的。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的视野比颜元更广阔。例如，王禹友在北京接触天主教，并了解一些西学。从老师和朋友那里获得的二手知识弥补了颜元知识的不足。 因此，颜元不是一个独自学、没有朋友的人。从前人身上，他可以感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虽然这可能只是一种折射，但足以让他感受到某种趋势，因此，他最初的成长环境和经历限制了他，他很难掌握和获得更丰富的思想资源——事实上，他甚至不知道当时的“学术前沿”在哪里。其他人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的话题，乍一看，他感到惊讶和莫名其妙。想法需要资源。在这方面，颜元的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他自己的材料不是很高，所以他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对实践的重视是所有儒家学者的共同取向，包括他所反对的理学。他还主张行动胜于言辞；但与他们不同的是，颜元所谓的修行其实更注重“身”与“力”，具有浓郁的乡村气息。他敢于把一些想法推向极端。他的思想有着与士夫阶层思想家不同的激进气质，这与他相对狭窄的思想环境有关。然而，正如前面提到的，颜元根本没有离开他的时代。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顺应时代潮流。从我们的“后见之明”来看，所谓的汉学或考据学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这种趋势在17世纪开始出现。这种想法与颜元的主张完全相反。它特别注重从“书”中求道，颜元正试图反对这种方式。他认为，仅仅从书本上寻找道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想了解道，你必须自己去。一本书是一件事。这只是一张地图。看照片不是旅行。读书从来都不是修行道。但另一方面，考证者和颜元也有一个共同的对手，那就是宋派。他们对宋代儒学的反对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宋代以来儒学的“内转向”（刘自健的话）。颜元与考据专家的共同特点是将目光从“内”转向“外”，但他们所追求的“外”是不同的：考据专家注重经典和书籍，而颜元则注重“学礼”和身体。因此，我们可以把颜元的思想看作是一位在华北农村长的学者，是对时代思潮的一种特殊回应。至于颜元与他所处时代平均思想高度的关系，我的研究是有限的，无法准确回答。但有一点，颜元的例子提醒我们，所谓“时代思想的平均高度”不仅仅是一个值，它应该是一组不断变化的数据，这些数据会随着地理和社会空间的不同而变化。与我们平时更关注的江南社会相比，华北平原的“平均海拔”是不同的。一个时代思想的平均高度也与历史学家观察它们的方式和视野有关。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列出“清初儒家”。除了我们熟悉的黄宗羲外，其余两位自20世纪以来基本被思想史研究者遗忘或边缘化，他们都是北方人——华北的孙奇峰和关中的李哲。当然，这并非没有理由。和颜元一样，他们也不是有特殊思想深度的人。他们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上。我们需要仔细观察他们以及他们周围的社会和村民。明朝前期和清朝后期，地图将更加丰富。然后我会看看顾、黄和王的作品，我会有一种非常不同的感觉。另一方面，像孙奇峰、李渔和颜元这样主要关注“行动”的人，也提醒我们，除了“讲话”，古、黄、王作为一个活着的“人”是什么？在这方面，似乎需要更生动的认识。也许，经过这些讨论，我们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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