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困境王润｜媒介与怀旧：媒介记忆研究的新方向与实践进路李猛理

王润：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浙江之年社科学者

【摘 要】“媒介与怀旧”研究是跨学科的交叉领域，德国学界逐渐恢复了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兴趣，研究分布在传媒研究、记忆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本文将媒介与怀旧研究置于更为广泛的“媒介记忆”研究范畴中，随着对韦伯思想的研究渐趋深入，在梳理现有理论取向和限的基础上，美国社会学界生产的韦伯形象受到了越来越广泛和严厉的批评。在美国社会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韦伯的思想肖像”，追溯“怀旧”概念的起源、情感表征和社会再生产过程，通过将韦伯“实证社会学化”、“去历史化”和“单面化”，以不同“媒介”实践的类型为划分依据，将韦伯充满张力的复杂著述简化、改造为与主流社会学理论相容的教条学说，将媒介与怀旧研究分为作为中介化的媒介怀旧生产、物质性的媒介怀旧物和互动展演的数字媒介怀旧实践等三种理想类型，并利用这种教条化的韦伯形象（一种以规范秩序为核心问题的社会学理论）来为主流社会学界的诸多实践意识形态提供依据，从而拓展媒介记忆研究的范式。今后应关注西方怀旧理论解释经验的适恰性，无论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和支配社会学，加强本土经验与西方理论的对话，还是他的“科学学说”（Wissenschftslehre）都经历了类似的命运。不过，探索该领域研究的本土进路和理论想象，同样受到挑战的还有某种在欧洲知识界中一度占据重要地位的韦伯解释。这种解释的突出代表就是卢卡奇（Georg Lukács）及此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如果说，从而深化媒介记忆、媒介与怀旧的研究。

【关键词】怀旧；媒介怀旧；媒介记忆；数字媒介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快速迭代，美国社会学界生产的“韦伯的思想肖像”是一个乐观主义社会理论的“偶像”，现代人反而变得越来越怀念过去那个车马都慢的时代。近年来，电视荧幕中综艺节目的老歌翻唱、经典剧目的翻拍，街边也出现了古装店、怀旧物件店铺，甚至个人手账、旅游景点慢寄服务都成为新的流行现象。此外，社交媒体、网络公众平台也运用各类数字化手段激发公众追忆往昔，回溯重要历史事件，调动集体怀旧情感，比如盛行朋友圈一时的“军装照”是建军90之际由“日报”客户端推出的“穿上军装”软件，用户可将个性化照片与不同时期的军装风格进行合成，生成军装老照片，从而引发公众怀旧情绪和集体共鸣。这些文化艺术和新媒体现象都证明了怀旧已经不再是限于某个个体成长中的心路或生命体验，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个体化的、情感性的心理范畴层面，成为社会化、全民性的集体事件和社会文化景观。[[1]]

怀旧（nostalgia）现象交织着情感、历史、媒介与记忆等多个维度，怀旧文化的盛行和媒介在日常各类场景中的应用，预示着有必要全面考察媒介与怀旧现象之间的关系，关注和把握“媒介与怀旧”（media &nostalgia）这一新的研究方向。本文将媒介与怀旧研究置于更为广泛的媒介记忆研究范畴中，在梳理和论述媒介记忆研究现有理论取向和限的基础上，追溯“怀旧”概念的起源、情感表征和社会再生产过程，通过将韦伯“实证社会学化”、“去历史化”和“单面化”，以及与媒介的内在勾连，并以媒介的多样化类型进行划分，探索该领域的实践路径和理论想象。

一、作为独特的媒介记忆研究分支

媒介记忆（media memory）和“媒体与集体记忆”（media and collective memory）研究近年来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学者相继推出了量的学术成果，其中不乏论文、专著和综合性的研究手册。随着媒介记忆研究的逐渐发展，学者们对该研究领域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即媒介记忆研究是在借鉴集体记忆研究的集成者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并与媒介研究交叉衍生出来的跨学科研究领域。[[2]]尽管后续的研究者在数字化、全球化背景下对媒介记忆研究的边界进行必要的延伸，但媒介记忆研究仍呈现出机构化运作和以媒介技术为中心的倾向，本文不仅将媒介记忆视为记忆表征和传递的载体，更将媒介本身视为独特的记忆和怀旧实践对象，从而将“媒介与怀旧”视为独特的媒介记忆研究分支，以拓展以往媒介记忆研究的边界。

（一）既有“媒介记忆”研究的理论取向

较早开始媒介记忆研究的学者主要为从事新闻学研究并关注记忆研究的群体，在集体记忆理论范畴之上，美国学者卡罗琳·凯奇（Carolyn Kitch）和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对媒介和新闻业所承担的新闻记忆功能更为关注，纷纷考察重历史事件中新闻报道所发挥的记忆建构功能。[[3]]这一方面与个体记忆和社会记忆需要借助于必要的载体和介质进行记录和存储有关，众传媒和新闻业发挥阿斯曼所称的“文化记忆”功能[[4]]，另一方面，新闻业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书写历史的初稿”的角色[[5]]，凸显了新闻从业者和新闻业在媒介记忆中的重要地位。相类似的是，国内较早对“媒体记忆”做出详细梳理的是李红涛和黄顺铭发表的《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一文，文中对媒体记忆做了框定，即“以新闻媒体的记忆实践为核心”，关注“新闻媒体如何在文化、政治、技术和社会的场景中，通过与其他社会机构或社会群体的互动来塑造集体记忆”。[[6]]该界定在庞杂的媒介记忆形式和类型中聚焦于众传媒的记忆建构和新闻生产[[7]]，为规范国内媒介记忆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石，但其认识的实质主要还是从属于媒介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即考察媒体内容的生产、接受和消费问题。

回顾早期国内外学界对媒介记忆的研究，普遍存在的状况是将媒介或传媒视为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制约而发挥功能性作用的机构，过于将新闻业视为记忆工作的中介化渠道，而忽视了使用主体的能动性和媒介所具有的独特属性。以能动的视角来认识媒介记忆研究的契机，自然是20世纪末以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研究者们基于以往新闻业记忆和传媒记忆的研究延伸到新媒体领域，形成了丰富而多元的新媒体记忆研究。该研究视角探讨集体记忆、中介记忆在新媒体时代的重构，新媒体用户通过媒介形塑起自身的个体性和社群意识[[8]]，或以数字记忆（digital memory）、新媒体记忆展开研究，考察数字技术促进记忆的连接性、边缘化特征，并间接研究用户在新媒体记忆中的能动性。[[9]]因而，媒介记忆研究与新媒体研究的结合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成为彼此互补的研究议题而广受关注。

与此同时，从媒介和新闻业的独特性出发深化媒介记忆的研究，虽然数量远没有新媒体记忆的研究多，却是尤为值得关注的研究取向。凯奇（Carolyn Kitch）注意到记忆研究常常以新闻报道的事件讲述和受众接收来研究媒介的记忆工作，着重考察新闻业的文本和渠道，而忽略了新闻业工作的文化记忆形式和独特的时空类型。[[10]]迈尔斯（Oren Meyers）也提出需要改变将新闻业的记忆工作仅仅视为公共事件报道的衍生物，新闻业本身也是历史和专业化讲述的主体。[[11]]也即新闻业作为传播媒介，具有双重属性，它不仅是新闻事件记录、保存的中介渠道，同时其本身又是值得记忆和历史讲述的主体，这样也就将新闻业和传播媒介从作为记忆的载体过渡到记忆的对象，为后续媒介记忆研究的拓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可见，随着媒介记忆研究的发展，其研究议题和对象方面已有一定程度的拓展，但由于受制于研究视野的限以及材料搜集便利等因素，媒介记忆研究主要以可获得的媒体文本和新媒体文本数据为主要的研究素材，使传播学视域下展开的媒介记忆研究形成了“叙事—话语”的建构主义研究取向，因而国内有学者提出媒介记忆研究的“实践论”路径，从关系的视角考察媒介透过怎样的集体记忆经验，编织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12]]

（二）开拓“媒介记忆”研究的想象

在探讨媒介记忆与媒介、新闻业关系的过程中，并非所有学者都以众传媒生产和记忆文本建构的视角来考察媒介的记忆实践过程。贝尔（AlejandroBaer）较早以文化研究的视角认识众媒介物，揭示当下对历史和记忆的表征被赋予新的文化意涵，逐渐体现于电影、书籍、连环杂志等人造物和商业产品之中，重构了媒介、历史叙事和社会机构。[[13]]史特肯（Marita Sturken）强调记忆的生成过程不仅是文化记忆的外在形式，还是连接个体记忆与文化记忆循环往复进行意义生产的方式，并且从后现代主义视角考察众消费文化与传媒共同形塑记忆的过程，提供了媒介记忆实践的文化路径。[[14]]而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打破传统的记忆建构性时刻和非性时刻的区分，指出新闻媒体不仅是作为型事件传播机构，发挥形塑和强化文化记忆的功能，同时在频繁、日常化的非性报道方面潜藏着带有历史意味的社会价值，显现出新闻与历史的张力，以及与个体的关联。[[15]]国内学者邵鹏对“媒介记忆”的界定相对宏阔，明确提出“媒介记忆”不能表述为“媒介与记忆”，也不能理解为“媒介的记忆”，而应是“媒介即记忆”，认为媒介已经植入人类日常生活之中，渗透到人类记忆的全过程[[16]]，是从人类整体记忆和媒介记忆的关系视角，拓展和考察人类的记忆时空景观和记忆方式。以上学者从文化和历史的维度全面审视媒介记忆的内涵，即摆脱早期对媒介记忆的认识是中介化的渠道和介质，而是深入探讨记忆的意义生产和主体的动态记忆实践过程。

关于社会记忆和媒介记忆的讨论中，历史与记忆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重要议题，而怀旧和记忆都是对过往的追忆，共性是时间层面的“向后看”，因而怀旧研究本身就是记忆研究的必要组成分。[[17]]新近有两研究手册特别关注到记忆的时间性议题，英国学者哈杰克（Andrea Hajek，2016）等主编的《中介世界中的记忆》（Memory in a Mediated World）一书对媒介与记忆研究架构起新的理论框架，将重历史事件的记忆建构、数字记忆互动、媒介物的追忆置于时间性视角，并间接涉及记忆与怀旧议题的讨论，为开拓媒介记忆研究提供着重要启示。[[18]]还有英国学者尼迈耶（KatharinaNiemeyer，2014）编著的《媒介与怀旧》（Media and Nostalgia）指出怀旧是与记忆相关的概念，媒介的广泛应用使现代社会呈现出“加速”的特征，而怀旧是对加速社会的反叛，勾连起遥不可及的社会时空。[[19]]该书从时间与怀旧的视角出发，研究媒介与怀旧的关系和相关议题，弥补了以往媒介记忆研究对时间空间维度关注的不足。

以上在梳理现有媒介与记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媒介记忆研究的理论取向及其“路径依赖”，以深化“媒介”和“记忆”概念内涵和理论范畴的认识，探寻可能进一步拓展的研究方向。以往的媒介记忆研究过于关注媒介早期的众传播属性，或以记忆研究的理论资源探索媒体的运作机制，新近研究逐渐关注到媒介的互动、文化属性和实践特征，但媒介记忆研究依然较多关注“媒介”，而缺乏对“记忆”更为深入的洞察。媒介不仅是记忆表征的载体，媒介物作为众文化产品同样可以成为追忆的对象，扩了对“媒介”的认识；而将时空维度纳入到媒介记忆研究，关注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记忆动态性，同时，“怀旧”作为特殊的情感结构[[20]]，联结着时空、媒介和公众，有助于深化对“记忆”的认识。

本文关注“媒介与怀旧”的议题，旨在将其作为独特的媒介记忆实践研究分支，既包括媒介（如众媒体、新媒介）中的怀旧议题生成、表征，又包括把媒介作为怀旧物（如众文化产品、社会空间）进行追忆和怀旧的对象，还考察媒介、公众与怀旧情感的交织和互动实践过程，从而拓展以往媒介记忆研究的边界。

二、怀旧的溯源、表征与社会再生产

（一）从怀乡到现代性的情感表征

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每隔十年就会出现“怀旧潮”“复古潮”现象而成为文化评论家关注的常规话题以及众层面的流行时尚现象[[21]]，但“怀旧”（Nostalgia）概念的内涵一直在发生变化，其作为概念术语最早可以追溯到1688年瑞士医生侯佛（JohannesHofer）对军队士兵远离祖国和亲人产生思乡病的诊断。[[22]]就此而言，早期Nostalgia概念是从医学上对怀乡、乡愁产生的生理疾病的描画。此后的两百年间，该概念逐渐从对空间隔离带来的不适转为对某个时期的渴望。1979年美国学者戴维斯（FredDavis）开始摆脱以个体层面的消极心理看待怀旧现象，从社会学的视角以更为积极的情感倾向将怀旧放置于社会文化氛围中，考察怀旧情感与建立自身认同、发展怀旧工业之间的关联，开启了怀旧研究的社会学取向。[[23]]这一重要的转变是伴随19世纪中叶以来工业化和都市化发展出现的现代性问题，人们在快速的现代生活中难以找到归宿和安全感，怀念过去稳定的生活成为一种选择。哈佛学比较文学教授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现代性的宏理论背景下考察怀旧的时间面向，指出“怀旧是对于现代的时间概念、历史和进步的时间概念的叛逆”，通过超越怀旧的回顾性特征，指向其面向未来的功能。[[24]]一旦怀旧的时间性特征与现代性的时空观念转换勾连起来，怀旧就从短暂的思乡痛苦变为不可避免的现代性困境，同时也使现代怀旧的意涵不再只是回望过去，而是联结起过去、当下与未来。

如何理解挥之不去的现代性怀旧，分学者都将其视为积极的正面情感，这种对过去渴望的情感是普遍的心理体验并贯穿人的一生，能唤醒美好的情绪、加强社会联结等。[[25]]也有提出怀旧是一种积极的思考形式和复杂情感，源于对过去的人、事或经历的审美体验，往往揭示过去美好的一面。[[26]]与此相反，悲观派认为人们在怀旧的时候，往往会因为留恋于美好的过往而对现状感到悲伤或失落。[[27]]虽然怀旧的正负情绪影响在过去充满争议，但如今普遍选择较为折中的观点，认为怀旧主要是以积极情感为主，可能伴随着某些消极情感。[[28]]但无论如何，现代怀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情绪和情感表征。

（二）后现代语境、媒介与怀旧文化

在现代社会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全球化发展是西方文艺理论家和哲学家们批判的焦点，他们以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众工业所带来的历史解构、同质化和零碎化等状况予以深刻地批判，揭示现代文化的拼贴和主体性消失特征。[[29]]而追溯过去的怀旧方式和依托现代众化的怀旧文化成为缓解后现代转型过程中集体性消逝和摆脱现代性困境的方式。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世界范围的全球化进程，国际社会的时空压缩、认同受到威胁以及社会整合的需要愈发加剧了怀旧的倾向。[[30]]然而，后续学者们还是指出了怀旧文化的迷思，即在消费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下，怀旧现象的出现和复制是众文化工业为刺激虚假需求而规模制造的产物[[31]]，相当于怀旧文化是人们脱离后现代主义桎梏的良药，而其本身又不可避免是众文化工业和消费社会的一分，这使得怀旧文化工业陷入无法挣脱的泥潭而再次围困。

面对现代社会的剧烈变动和不确定性，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Bauman）认为选择以怀旧的形式摆脱现代性困境具有可取之处，同时提出携手建立共同体才是终极的解决方案。[[32]]但说到底，以往从政治经济批判的视角来审视众工业和怀旧文化，本身是一种以精英主义视角的考察，导致电影、电视产品、社会空间等人造生成的怀旧文化和社会表征物，自然就成为需要批判的对象。随着现代技术和媒介文化的广泛推进，媒介也成为跳脱现代性困境的重要途径，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怀旧文化意涵的丰富性，指出怀旧可以由媒介所触发，媒介消费联结着集体认同和日常实践，以多元取向展开历史表征和媒介消费，怀旧并非是始终需要批判的对象。[[33]]比如霍尔兹沃思（AmyHoldsworth）以电视媒介为怀旧考察的对象，区别于对电视转瞬即逝传播和媒介事件叙事的功能主义式认识，电视在机构运作和日常生活中还体现为象征性的媒介物与其他记忆物质网络的勾连，在现代记忆文化和日常怀旧实践中发挥作用。[[34]]这样就赋予怀旧文化开展日常生活实践的可能性，基于媒介、情感和商业相交织展开的媒介消费和社会实践研究，超越了传统纯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将媒介与日常生活情境、文化历史与资本运作等多维要素的互动联系了起来。

（三）怀旧、记忆与媒介实践

从媒介的视角对怀旧与记忆实践展开的综合研究，要属卡利尼娜（EkaterinaKalinina）从怀旧的概念溯源、理论演进，以及媒介与怀旧的关系所做的较为系统的梳理。[[35]]而近年来对怀旧的媒介实践研究，已不仅停留在概念范畴，而是与日常各类媒介记忆形态的结合。利萨尔迪（RyanLizardi）以“中介化的怀旧”概念（mediated nostalgia）界定多样化的媒介怀旧形式，涉及数字存档设备的“重播心态”、取消多年电视节目的复播、游戏的“复古”现象以及电影翻拍等基于不同媒介平台的怀旧现象，考察怀旧的表征被高度商品化的过程。[[36]]还有将怀旧电影、怀旧网站等特殊媒介物作为怀旧文化产品，考察怀旧物的意义建构、品牌效应与消费者接收，揭示背后复杂的社会情境、文化生产和消费心理。[[37]]

此外，通过媒介文化和艺术形式对过时的技术进行重新组织和再模仿，以激发美好的回忆，有学者将这类怀旧称之为“技术怀旧”（technos-talgia）。[[38]]有些过往的器物正好是满足了分成年人童年时代的回忆，随着年龄阶段的推移这些物品不断被更新换代，但儿时的记忆却成为“历久弥新”的消费卖点。[[39]]区别于众媒体和媒介物，人文地理学中的旅游地和空间也成为特殊的记忆对象。[[40]]有学者将记忆景点的游览作为新型的旅游形式，考察市场潜力挖掘之下景区怀旧情感的唤起过程，揭示现代社会情感维系、记忆存储和社会归属的方式。[[41]]这些媒介物和社会空间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众传媒范畴和内容生产逻辑，转变为以媒介逻辑展开怀旧叙事和情感再生产的怀旧实践形式，提供了丰富的媒介怀旧经验案例和理论想象。

而尼迈耶的《媒介与怀旧》（Media and Nostalgia）是该领域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手册，特别对“媒介”在怀旧生成中的角色予以界定，指出“媒介不仅产生怀旧的叙事，而且它们本身可以成为怀旧的创造性投射空间，也可以作为怀旧的症状或触发因素。它们也可以作为操纵怀旧的工具，或使其成为不可能。”[[42]]这一对媒介的认识视角，较为全面地囊括了媒介的多个层面，既涉及传统的众传媒内容生产和数字化媒介的介质延伸，又注意到媒介本身可以作为的怀旧对象，同时兼顾媒介、怀旧与其他权力的交织关系，因而涵盖技术恋物、怀旧商品消费、荧幕怀旧、创意性怀旧等多个层面的“媒介与怀旧”研究路径，该书也为本文考察媒介与怀旧研究的实践路径提供了启示。

三、媒介与怀旧研究的类型划分与实践进路

以上的文献梳理表明，“媒介与怀旧”的研究议题是跨学科的交叉领域，相关研究分布在传媒研究、记忆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尽管目前尚未形成独立的研究取向和理论边界，但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媒介记忆、社会怀旧的研究数量呈现出积极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媒体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怀旧思潮的兴起，使媒介与怀旧研究也逐渐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当然，在“媒介与怀旧”的研究议题中，“媒介”是个笼统的总称，如何在既有的研究议题中，明晰媒介与怀旧研究的类型学划分，延展和开拓该领域的研究取向，改变目前研究的混杂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本文对该领域的类型学划分以与怀旧现象有关的不同“媒介”实践的三种类型为基础，即作为中介化的媒介怀旧生产、物质性的媒介怀旧物和互动展演的数字媒介怀旧实践（见表1），从而拓展以往媒介记忆研究的边界，探索媒介与怀旧研究的实践进路。

表1 媒介与怀旧研究的类型划分

（一）作为中介化的媒介怀旧生产

此类媒介怀旧类型是较为传统的媒介记忆类型，与媒介记忆研究的众传媒生产取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以作为媒介文本中的怀旧主题为研究对象的媒介怀旧类型。在媒介内容生产形塑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将媒介视为怀旧主题和叙事的传播中介，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展开的媒介实践，比如国内学者李红涛以新闻业转型背景下媒体人的怀旧话语文本为研究对象，考察新闻界对昔日媒体的表达和追忆，在形构“黄金时代”神话的同时对接当下与未来，是典型的把媒体作为怀旧文本生产的中介予以考察的本土案例。[[43]]而媒介的怀旧叙事生产，除了主流众传媒外，书籍、小说等众文化媒介也可以是怀旧书写的中介，特别是电影作为现代商业化和艺术形式统一的代表，在怀旧叙事和众文化打造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电影院以记忆和怀旧推广的方式承担起中介化历史的角色，策略性地生产历史观念和承担历史学家的功能。[[44]]怀旧电影通过演员、道具、语言、灯光、音乐、服饰等外手段的重组来实现对过去记忆的再编码，激怀旧情感的产生；并且采用非线性剪辑的方式，打破线性时间的运转规律，使怀旧意向进入公众视野，给个体情感抒发的途径。[[45]]

尽管这一媒介怀旧类型与媒介记忆研究有较的延续性，但对宽泛意义上媒介文本的分析并非简单地停留于媒介的生产过程、内容框架研究，而是要深入地考察媒介文本和语义背后的情感和时间性维度。作为中介化的媒介怀旧生产类型，一方面应关注主流媒体或电影、纪录片等众媒介表征出的怀旧叙事，揭示媒介的怀旧建构方式与象征符号生产过程，或是考察怀旧叙事在众媒介生产中的策略化应用，反映出某一时期的公众情感和社会思潮；另一方面基于受众层面关注怀旧叙事的接受和社会影响，揭示媒介怀旧文本与社会情境的勾连，以及对受众主体意识的唤起作用，从而促进对过往的怀旧情感与当下、将来的有机勾连。值得关注的是相关媒介中介所刊载、传播的内容本身可能并不具有怀旧的主题特征，但随着时代变迁、公众情感的变化，依然可以被受众赋予独特的历史情境和怀旧情绪，因而怀旧的媒介建构与个体怀旧情感是相互交织的过程，需要考察怀旧意义的建构性互动、社会心理与话语表征的多维关联，关注怀旧者的时间性感悟、生存意义，以及社会层面的团结与整合、共同体情感的维系等文化实践方式。

（二）作为物质性的媒介怀旧物

物质性理论是理解和认识媒介的新视角，“媒介并非只是指向内容、机构以及形塑这些的社会力量，而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与中介物，开启了人类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意识，建构了人的主体性意识，并成为了形塑日常生活场景与文化实践形式的物质性动力源。”[[46]]以物质性视角来理解媒介与怀旧研究，这样就将媒介不仅仅视为怀旧文本和怀旧叙事，改变“重文本、轻物质”的媒介观念，超越了话语-文本的怀旧表征范式。有研究表明青年时期的物件流行会影响到消费群体一生的怀旧消费惯[[47]]，与此类特定年龄阶段的个体怀旧相区别的是某些社会历史时期唤起更广泛群体的集体怀旧，或是虽未亲身经历但借助于媒介物和众文化载体进行的历史怀旧，尽管两者有直接怀旧和间接怀旧类型上的差异，但在作为媒介物的社会怀旧效果方面差别不。[[48]]怀旧物以一种物质性的媒介形式，触发公众产生怀旧情绪；此外，现代社会随着商业资本的注入，表征后现代语境的怀旧和记忆元素日益被众化和商品化，并通过众文化和媒介物形式表征出来，既是一种文化创意实践，又是商业营销方式。[[49]]

媒介作为一种物质性的怀旧物，第一种路径是将以往的众媒介物本身视为具有怀旧性质的媒介，特别是某些媒介物随着时间的消逝不再成为普遍通用或濒临消失的物品（CD、老相片、网络论坛、怀旧商品），成为公众回望和追忆的怀旧对象。比如以逐渐消失的早期网站和网络论坛为媒介怀旧物，考察网民对昔日网站和童年网络论坛使用经历的怀旧书写行为[[50]]，还有以迷你四驱车为怀旧对象，唤起童年记忆、分享经验，形成趣缘共同体[[51]]。众媒介物如何经由青春记忆和怀旧文化“以物追忆”，形塑怀旧社群、身份认同和公共想象是此研究路径的主要议题。第二种路径体现为以社会空间为怀旧物的媒介类型，空间研究原本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而空间与媒介记忆研究的交叉可将怀旧空间视为媒介怀旧物予以考察。该视角考察怀旧空间的社会再生产，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情感因素在怀旧空间中的交织和互构过程，又涉及公众在怀旧空间中的情感体验和历史想象。对各类怀旧空间、复古老街、仿古景点作为物质性媒介物的考察，一方面可以解析怀旧空间如“民国风”陈设、怀旧餐等对公众现代性“减速”的情感满足和地方文化维系[[52]]，或进一步解构空间生产背后的权力、资本和消费文化逻辑，成为众文化工业批判的对象[[53]]；另一方面应关注怀旧的媒介化生产和空间制造，考察空间权力、历史情感与商业营销的交织，超越传统单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将空间与置于其中的人相关联，探索媒介物与人、地方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赋予怀旧空间以主体性、历史和情感的存在。

（三）作为互动展演的数字媒介怀旧实践

在社交媒体和数字媒体背景下，数字媒介怀旧实践综合了既有的媒介怀旧的中介化形式和物质属性，是更具复合性的媒介怀旧实践形式。以往对新媒介记忆或是数字记忆的考察，关注到新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所具有的互动、连接和多元主体特征[[54]]，但忽视了新媒体的物质性维度[[55]]，以及怀旧研究对时间性和情感的关注。数字媒介的数字化和互动性特征，赋予用户实践的主体性，通过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签到、转发、形象设计等，有选择地展露自我、陈列媒介物和交互实践，形成主客体的协作和情感连接。当怀旧情感也嵌入到数字媒介场景中，带动用户展开怀旧互动展演和情感共鸣，数字媒介既是怀旧主题传播的中介媒介，又是承载怀旧的物质性基础设施，也是怀旧实践的数字化互动形式，数字媒介体现出与用户、怀旧议题、怀旧物等多主体交织的综合性的媒介属性。

媒介数字化形式的多样性，使数字媒介怀旧实践包括两个不同层面的数字化实践形式：第一类是将上述两种中介化或物质性的媒介怀旧类型延伸到数字平台，怀旧媒介或怀旧空间在数字化平台所展开的记忆展演和怀旧实践，比如基于线上平台的ipod二手实践，将二手媒介物通过闲鱼平台进行展示和售卖，怀旧情感赋予旧物新的文化内涵，从而实现再商品化的过程[[56]]，或是通过短视频平台对怀旧空间打卡和创造性的情感实践等[[57]]。第二类是赋予用户更强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数字媒介怀旧形式，用户在怀旧化的数字平台上传个性化资料、发布留言，转发、链接具有怀旧性质的内容，展开怀旧记忆实践或唤起公众记忆。比如朋友圈的“军装照”怀旧游戏和《日报》的“时光博物馆”项目均是此类的体现。“时光博物馆”以数字媒介的形式，通过线上预热、活动导流、电子门票领取、加标签讨论、H5故事讲述、网红发布短视频等方式进行记忆展演，激发用户对往昔的回忆，引发情感连接和社会共鸣。[[58]]

作为互动展演的数字媒介怀旧类型，在关注到不同层面的数字化实践形式外，以下研究路径也是值得考察的议题：第一，数字媒介作为交互性的技术中介和媒介物，考察用户通过平台和数字媒介预置的可供性框架所展开的技术体验和怀旧实践方式，揭示用户数字怀旧实践的媒介逻辑、怀旧展演和身份形塑过程，关注数字怀旧实践生产、消费和接受的能动过程；第二，数字媒介怀旧实践是基于社会场域的情感建构和数字媒介实践，体现为政治权力、商业资本、怀旧情感和数字媒介等多主体的交织，应考察不同主客体进入数字媒介怀旧实践的方式，以及揭示背后的权力、资本渗入和社会博弈，从用户个体记忆、历史变迁和社会情境考察怀旧情感生成的社会和心理机制；第三，基于平台型媒体数字怀旧新现象的出现，应关注数字媒介怀旧实践在平台的扩散与主题推广，考察用户的数字文化实践和怀旧情感互动，揭示数字媒介文化、平台型媒体与用户数字化实践的新机制，以及平台型媒体运营、怀旧记忆实践与主流价值引导的融合过程。

四、余论：媒介与怀旧研究的想象力

本文试图梳理和延伸现有国内外媒介记忆、媒介怀旧的相关研究，将“媒介与怀旧研究”整合为媒介记忆研究的独特分支领域，并以媒介的不同类型对该领域做了初步的架构。对于国内媒介记忆研究而言，目前研究存在重文本、轻物质、轻情感的倾向，拓展媒介记忆研究的路径，一方面是要跳出媒体机构记忆生产的既有框架，延伸到广义的媒介物质性、日常实践层面，另一方面则是将落脚点聚焦于“记忆”，怀旧作为一种独特的记忆形式和情感表征，对进一步开掘媒介记忆研究将产生深远的意义。

时间性和情感维度是怀旧研究独特的研究取向，以深入日常和个体化的形式而成为一种无意识的社会记忆，这将改变以往媒介记忆研究过分注重时刻或特定空间研究的状况。正是这种性使得媒介与怀旧研究涵盖了更多商业资本、众文化和社会情感维度，以往众传媒以外的研究对象，比如社会空间、媒介物、众文化产品今后都可纳入记忆研究的范畴；而怀旧情感是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情感表征，又是个体记忆、社会建构和媒介实践交错复杂的综合体，因而媒介与怀旧研究蕴含的现代性、时间性和情感维度，对超越既有的媒介记忆研究框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本文结合国内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基于媒介与怀旧研究的架构做了初步尝试和分析，当然媒介怀旧的类型划分在现实情境中未必界线分明，而是存在分的交叉和融合，可将此三类视为媒介怀旧的“理想类型”。今后媒介与怀旧研究还需要警惕的是，怀旧研究在西方学界是基于现代性的社会环境和理论背景发展起来的，在将该理论资源移植和应用到国内时，往往与本土的社会情境和媒介应用有一定的差异，因而需要格外注意西方怀旧理论解释经验的适恰性，以扬弃的眼光发掘和运用怀旧理论，加强本土经验与西方理论的对话，还是他的“科学学说”（Wissenschftslehre）都经历了类似的命运。不过，探索该领域研究的本土进路和理论想象，同样受到挑战的还有某种在欧洲知识界中一度占据重要地位的韦伯解释。这种解释的突出代表就是卢卡奇（Georg Lukács）及此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如果说，从而深化媒介记忆、媒介与怀旧的研究。

[本文系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数字时代青年红色记忆实践中的认同培育路径研究”（21CXW022）和浙江高校人文社科重攻关计划项目“当代农村的集体记忆建构与共识凝聚研究”（2021GH021）的阶段性成果]

（王润：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浙江之年社科学者）

[发表于《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2期]

注释

[[1]]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2页。

[[2]] Neiger, M., Meyers, O.,& Zandberg, E. (eds.).(2011). On mediamemory: collective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周海燕：《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检讨与反思》，《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9期，第39-40页。

[[3]]Kitch, C. (1999). Twentieth-century tales: news magazines and American memory.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2), 119-155.;Zelizer, B. Memoryas foreground, journalism as background. in Zelizer, B., &Tenenboim-Weinblatt, K. (2014). Journalism and memory. Palgrave MacmillanUK. pp. 32-49.

[[4]]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记忆：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2页。

[[5]]Edy, J. A. (2010). Journalisticuses of collective memo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9(2), 71-85.

[[6]]李红涛、黄顺铭：《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新闻记者》，2015年第7期，第36-45页。

[[7]]尽管“媒体记忆”和“媒介记忆”共同对应于英文“media memory”，该文选用的是“媒体记忆”，以众传媒的生产逻辑予以界定，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8]]重要的研究有：Dijck,J.V. (2007). Mediated memories in a digital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Neiger, M., Meyers, O., & Zandberg, E. (eds.). (2011). On mediamemory: collective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Garde-Hansen, J.(2011). Media and memo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9]]重要的研究有：Reading, A., Gardehansen,J.& Hoskins, A. (2009). Save as...digital memories. Palgrave Macmillan.;Hoskins, A. (2017). Digital memory studies: Media Pasts in Transition.Routledge.

[[10]]Kitch, C. (2008). Placing journalisminside memory -- and memory studies. Memory Studies, 1(3), 311-320.

[[11]]Meyers, O. (2010). Memory in journalismand the memory of journalism: Israeli journalists and the constructed legacy ofHaolam Haze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4), 719-738.

[[12]]潘晓婷：《记忆实践：传播学视域下集体记忆研究的路径转向》，《新闻界》，2021年第7期，第55-62页。

[[13]]Baer,A. (2001). Consuming history and memorythrough mass media product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4(4),491-501.

[[14]]Sturken,M. (2008). Memory, consumerism and media: reflections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Field. MemoryStudies, 1(1), 73-78.

[[15]] Schudson,M. Journalism as a Vehicle Non-commemorativeCultural Memory. in Zelizer, B., & Tenenboim-Weinblatt, K. (2014).Journalism and Memory. Palgrave MacmillanUK.pp. 85-96.

[[16]]邵鹏：《媒介记忆理论：人类一切记忆研究的核心与纽带》，杭州：浙江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17]]Atia,N., & Davies, J. (2010). Nostalgia and the shapes of history(editorial).Memory Studies, 3(3), 181-186.

[[18]]Hajek, A., Lohmeier, C., & Pentzold, C. (2016). Memory in a mediatedworld: remembrance and reconstructi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Niemeyer,K.(eds.) . (2014). Media and nostalgia: yearning for the past, present andfuture. Basingstoke-New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Tannock, S.(1995). Nostalgia critique. Cultural Studies, 9(3), 453-464.

[[21]] [德]托比亚斯·贝克：《“怀旧”意义的谱系学考察及其批评》，马妮译，《江海学刊》，2021年第2期，第58-60页。

[[22]]Austin,L.M. (2007). Nostalgia in Transition(1780-1917).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of Virginia Press.

[[23]]Davis, F.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sociology of nostalgia.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24]] [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25]]Sedikides,C. , Wildschut, T. , Arndt, J. & Routledge, C. (2008). Nostalgia: past,present, and future.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5),304-307.

[[26]]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3-69页。

[[27]]Wildschut, T., Sedikides, C., Arndt, J., & Routledge,C. (2006). Nostalgia: content, triggers, func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Social Psychology, 91(5), 975-993.

[[28]] Batcho, I.K. (2013).Nostalgia: the bittersweet history of a psychological concept. History ofPsychology, 16(3), 165-176.

[[29]]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桥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30]] [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与怀乡范式》，载《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上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31]]Stauth,G., & Turner, B.S. (1988). Nostalgia, postmodernism and the critique of masscultur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5, 509-526.

[[32]][英]齐格蒙特·鲍曼：《怀旧的乌托邦》，姚伟等译，北京：学出版社，2018年版。

[[33]]Huyssen,A. (1995). Twilight memories making time in a culture of amnesia,New York: Routledge.;Pickering, M. & Keightley, E. (2006). The modalities of nostalgia. CurrentSociology, 54(6), 919-941.

[[34]]Holdsworth, A. (2011). Television, memoryand nostalgia. Palgrave Macmillan.

[[35]]Kalinina,E. (2016). What do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media and nostalgia? Mediaen& Zeit, 4, 6-15.

[[36]]Lizardi, R.(2014). Mediated nostalgia: individual memory in contemporary mass media.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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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Cross,G. (2015). Consumed nostalgia memory in the age of fast capitalis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40]]Lowenthal,D. (1975). Past time, present place: landscape and memory. Geographical Review,65(1), 1-36.

[[41]]Bartoletti,R. Memory tourism and commodification of nostalgia. In Peter, M.B., Cathy, P.,& Lester, J. (eds.). Tourism and visual culture, UK: University ofBrighton, 2010.; Hoteit, A. (2015). Role of the landscape in the preservation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belonging. Canadian SocialScience, 11(3), 42-49.

[[42]]Niemeyer, K.(eds.). (2014). Media and nostalgia: yearning for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Basingstoke-NewYork: Palgrave Macmillan.

[[43]]李红涛：《“点燃理想的日子”——新闻界怀旧中的“黄金时代”神话》，《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5期，第6-30页。

[[44]]Cook, P. (2005). Screening the past:memory and nostalgia in cinem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45]]高静：《我们还能怀旧吗？——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怀旧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第39页。

[[46]]丁方舟：《论传播的物质性：一种媒介理论演化的视角》，《新闻界》，2019年第1期，第78页。

[[47]]Schindler,R.M. , & Holbrook, M.B. (2003). Nostalgia for early experience as adeterminant of consumer preferences. Psychology & Marketing, 20(4),27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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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Keightley, E., & Pickering, M. (2012).The Mnemonic imagination: remembering as creative practice. pp.139-164.

[[50]]吴世文、杨国斌：《追忆消逝的网站：互联网记忆、媒介传记与网站历史》，《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4期，第6-31页。

[[51]]孙信茹、王东林：《玩四驱：网络趣缘群体如何以“物”追忆》，《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1期，第24-45页。

[[52]]杨蓉等：《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热带地理》，2014年第4期，第463-472页。

[[53]]包亚明等：《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南京：江苏出版社，2001年版。

[[54]]Hoskins,A. (2017). Memory of the multitude: the end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Hoskins,A. (eds.). Digital memory studies: media pasts in transition. Routledge.

[[55]]Hondros,J. (2015). The internet and the material turn. Westminster Papers in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10(1), 1-3.

[[56]]黄顺铭、陈彦宁：《旧技术物的“重生”：一个线上平台的ipod二手实践》，《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10期，第92-109页。

[[57]]王昀、徐睿：《打卡景点的网红化生成：基于短视频环境下用户日常实践之分析》，《青年研究》，2021年第2期，第105-112页。

[[58]]周海燕：《作为媒介的时光博物馆：“连接性转向”中的记忆代际传承》，《新闻界》，2019年第8期，第1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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