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文化之舟魔都与新城｜冯贤亮：江南不缺刚烈之气，嘉定“忠节传世”大运河

今天嘉定的范围其实较明清时期已经变小了。嘉定的范围本来很，学界对运河文化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多学科化、多区域化的趋势。这一趋势中蕴含了两种学术旨趣。一种受实证科学影响，一直到江海交界地带，强调运河的物质性，到了清代以后才缩到现在这样一个规模。嘉定县城是个圆形的城市，以水利工程和文化遗产价值为重点，周边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新兴的工业区、经济产业园。在明代，推崇实证、量化研究，它属于苏州府，追求客观性，是靠近长江口的一个县。其得名是在宋代，避免主观性。另一种受年鉴学派和文化功能论影响，在宋代嘉定十年底才正式建县，强调运河及其形成的文化在历史过程中不断被建构，县名“嘉定”。

图一 现代嘉定行政区域

嘉定地区离太湖比较远，是人的认识、观念的产物，地理环境其实不是太好，突出人的主体性。应该说，相对于其他一些地方，从物化与人本角度认识运河各有其理，比方说嘉兴、青浦、吴江，显得偏远一点，又因为靠近江海，是原来海岸的所在地，属于沙冈地带，土壤特性不太适合面积种水稻。到了明清时期，这种产业格或者生活状态得到了比较的改变。在这样一个进程中，嘉定的社会经济和地方政治控制得到了充分发展。

所以，从宋代以来，经历元代、明代、清代的变化才形成了今天的嘉定。在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变化进程当中，嘉定的社会生产、经济生活、文化思想各个方面有着多样化的呈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从小小的嘉定出发来看上海、看整个，其实可以更好地认识社会的整体变迁，感知时代变化的势，理解那个时代以知识精英为代表的人群，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追求，然后来重新认识嘉定在今天的江南地区、在长三角、在上海的地位和文化意义。

图二 光绪《嘉定县志》所绘的乡区及其市场中心地

一、城镇的兴盛与生活变化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里的物质生活。

这（图二）是清朝人画的嘉定地区图，比较写意，但是体的位置还是能够感觉出来的。每一块乡区都有一个核心的中心地，按照现在的说法叫“市场中心”，比方说高桥、场、真如、江湾、月浦、罗店和娄塘、葛隆、外冈等等。这样一种建构，是从宋代以来到明代后期才慢慢形成的，它是整个地方社会在地区、经济发展以后，才逐渐培育出来的。这些中心地有的是基层社会、乡村生活的市场中心，有的是超地域的，影响力可能辐射到整个江南甚至整个。

第一，对早期的来说，水稻种植是比较重要的，嘉定的地理环境不太适合种水稻，但也正因为这样，嘉定在民生方面有了新的开拓，那就是棉花的种植，棉纺业的兴起。这是元代以来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总体来说，嘉定的地理条件主要是高地沙壤，不适合种水稻。但后来棉花种植推广以后，当地人就觉得棉花比较适宜这样的土壤环境，所以种植的比例一般是三七开，棉七稻三。

第二是“地不产米，民苦充漕”。因为地方产业不以种植水稻为主，而赋税的征收以粮食为本，所以要花钱去买，这个过程可能要多花钱，也很不方便，如果这样的状况不改变，那么老百姓的生活就很麻烦。另外明朝也有很多人在讨论，漕粮其实有很多不便的地方，比如粮食储存不便，运输过程当中会有损耗等等。最后他们完成了这个折漕工作，就是不交粮食，交与粮食等价的银子等。这个问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解决的。

像嘉定这样的地方，古人叫做“高乡”，低洼地带叫“低乡”。高乡的名声完全是依赖棉花的种植和棉纺业兴盛起来的。到了晚明，主要是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概也是到了15—17世纪，这的商品经济活跃以后，带动了地方产业的兴盛，成了比较重要的一个棉纺中心。当然，的来说是以松江为中心，建构起整个非常重要的棉纺中心，嘉定也在当中。所以每到棉业兴盛期，全国各地的巨商贾会携带量的资本，到这里来收购原材料棉花，当然也会收购半成品棉布。这会给地方经济带来巨的活力，也给地方民生带来了很多希望，改善了民生。

明代万历年间的《嘉定县志》记载，地方特产中罗列的货物，包括棉花、紫花、棉布、斜文布、药斑布、棋花布等等，绝多数都是跟棉有关，包括灯芯，也是用棉绒来做的。所以嘉定整个的经济结构不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而是以棉纺为中心。经济结构有了一个很明显的转型。一些联动的产业也起来了，比较重要的是蓝靛的种植和加工。

蓝靛的生产地主要是在福建两广，但是因为棉纺业的兴起需要这种染料，所以这蓝靛的种植和加工兴盛起来。后来嘉定几个集中生产地：纪王、黄渡、诸翟、封家滨，一直到清代前期为止都是非常重要的蓝靛种植和加工中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黄渡镇。康熙时期，官方为黄渡所产的靛青专门颁示校准靛秤，成为全国的一个标准秤，可见它的影响力。

这些产业的发展带动市场，形成了很多中心地。这些中心地可以展示出那个时代在嘉定地方，在乡村生活当中，商品贸易的活动及其兴盛的样貌，曾经吸引了全国各地很多商人来这里贩买棉花或者棉布。比较有名的是商帮，徽商、晋商和粤商。江南地区影响最的主要是徽商，有很多民间的谚语跟徽商有关，例如“无徽不成镇”。没有商人群体的活动或者经营，地方市场可能兴盛不起来，因为他们，市场就变得很活跃，进而形成了一些中心地。

很多市镇确实有商人移居或定居。很多家族其实都是从徽州迁过来的，他们祖上都是徽州人，“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南翔镇就这样腾飞起来，罗店镇也是这样。沿着吴淞江，从上游到下游，再到长江口，这样下来，两边有重要的市场中心，形成了一个联动发展的态势，相互之间就构成了市场网络，互相依托，互相支持，互相发展。

可以说这些市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地方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市镇是一个重要的空间，在经济上又构成非常重要的一些纵横节点，形成网络。然后又在关系的发展进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中介角色。有人说它带有之间跳板的意味，形成城-镇-村落这样一种建构。

二、嘉定竹刻盛名天下

社会经济发展、物质生活繁荣以后，人的精神追求也会有新的动向。

嘉定地方文化中，竹刻的兴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明代晚期，竹刻从文人文化、文人工艺，到清代变成民间重要的工艺产品，有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早期的竹刻，其实是少分人享受的精工细品。为什么嘉定竹刻会变得很有名？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两个人带动了这种工艺，它可能还有原材料的支撑基础。万历年间的《嘉定县志》中，物产分介绍了各种各样的竹子，慈孝竹、护居竹、淡竹、紫竹、斑竹、石竹、水竹等等。那个时代的竹刻专家，有这么多原材料的选择，也便于后来竹刻的推广。

在嘉定，竹刻兴起以后就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关注。明代中后期有一个杭州人叫张瀚，他的笔记《松窗梦语》里面讲到“民间风俗，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耕织也。”南方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突破了礼制的规范，江南的奢侈情况要比北方严重，而江南地区最奢侈的当然是以苏州为中心。后面他讲了“盈握之器”，就是一手可以握过来的东西，“足以当终岁之耕”，一年赚的钱可能只买得起这样小小的一个东西；“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耕织也”，意思也是一样的。这里面就有嘉定竹刻。

浙江台州人王士性的《广志绎》里面讲的更清楚：“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这句话表明当时竹刻在全国成为一种顶尖的奢侈品，一般老百姓是享受不起的。嘉兴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玩具》中讲到折扇，他说以紫檀、象牙、乌木作扇骨的是“俗制”；只有用棕竹、毛竹为之的，堪称“怀袖雅物”。当时轻扇面而重扇骨，竹子做的折扇比较受重视，当然也很贵。名手所制，一柄价格从一两至三两不等。可能家对这个数字不敏感，感觉很便宜，其实不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明清时候衙门的胥吏一年的薪水额定一般是六两银子。明清时候很多读书人做家庭教师，如果运气好的话，一个月一般赚一两银子，一年去掉节假日，概工作十个月，一年可以赚十两银子。所以一两到三两很贵，普通老百姓是买不起的。

图三 清代嘉定人金元钰所撰《竹人录》

在当时有一个《竹人录》，介绍了竹刻家的字号、里贯、世系、师承等，基本上都是嘉定人。

第一个人就是朱松邻。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代称“三朱”，开启了嘉定竹刻的繁盛时代。三代人的技艺越来越好，到孙子辈甚至可能达到了惊乎其技的程度。朱氏祖孙三代留下来的竹刻，曾与古董玉器并重，被入贡宫廷内。这当然会进一步推进嘉定竹刻的影响力和文化地位。

江南竹刻主要是两派，一个是金陵派，以濮仲谦为代表，其实影响也很，另外一派是嘉定派，以朱松邻为代表。嘉定派其实超越了其他流派，形成最顶尖的竹刻技艺。所以“竹刻，嘉定人最精”这样的表达，也是毫不夸张的。清代康、乾时期的常熟人王应奎《柳南续笔》中说“嘉定竹器为他处所无”“他处虽有工巧，莫能尽其传也”。就是说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有一些仿作，但是这些技艺，这些超绝的表现，其他地方是学不来的，这个是很重要的物质文化表现。

民国《工商半月刊》登载的一篇《嘉定竹刻之现状》，介绍了嘉定竹刻发展至民国时候的表现。那时的嘉定竹刻，已经到了产业化、集约化的状态，营业很发达。“嘉定城内有了专营竹刻的店铺，营业发达，城内这样的店铺竟达十余家。”文中还说到光绪年间，张之洞把这些竹刻进贡到宫廷，更提高了嘉定竹刻的影响力。1840年以后，海禁已开，外国人深入内地，有人采购嘉定竹刻带到海外，可是当时为数还不是太多，所以没有成为海外贸易的宗货物。但是它的整个市场化工业化其实已经起来了。

三、嘉定士人忠节传世

竹子其实是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象征着坚贞、刚毅、气节。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位竹刻名家叫侯崤曾，下图就是他雕的竹根雕寿星。侯崤曾是抗清侯峒曾的堂弟。嘉定的精神文化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忠节传世”。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江南文化，说江南文化很柔、很雅、很精致，这没错，但有人说江南文化缺少刚烈之气，这不太符合史实。明清交替之际嘉定人体现的刚烈之气，是很有代表的。

图四 竹根雕寿星 侯崤曾作品

这里就要提到侯氏三兄弟侯峒曾、侯岷曾、侯岐曾，他们在当时被褒称为“江南三凤”，前面两个是双胞胎，但是岷曾很早就去世了，所以最主要的是两兄弟，侯峒曾和侯岐曾。他们为侯家生了六个儿子，被称为“侯氏六俊”、“江左六龙”、海内“六侯”，非常有声望。侯峒曾和他的两个儿子玄演、玄洁在1645年清兵攻下嘉定时殉难，玄瀞因为当时不在城内而幸免于难，侯岐曾的儿子玄洵也去世得比较早。清兵南下之后侯岐曾和他的另外两个儿子玄汸、玄泓和侄子玄瀞，他们潜伏了下来，参加了一些地下抗清活动，影响非常。

晚明的侯家基本上垄断了乡间诸翟村的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各个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世家族，尽管他们家族后来开始往城中发展，在嘉定城里也建了宅子、祠堂，但乡下这一套系统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的祖坟、宅子还有东祠、西祠两个祠堂还保留着。从明代以来，侯家一直在这里发展，一直到清兵南下的时候，侯峒曾出来带领家抗清。东祠在今天被保留成了关帝庙，这里原来是他们家的祠堂，清代康熙年间已变成了公共的寺庙。侯家的一些女眷也非常节烈，有投水自尽的，或者做尼姑。清代有个褒扬她们的贞节坊现在也还保留着。

图五 诸翟的关帝庙

图六 诸翟的侯氏贞节坊遗存

当时抗清，侯峒曾负责守东门，黄淳耀守西门。他们守了很长时间，不幸后来因为暴雨，东门首先垮塌了，清兵进城以后他们就往西门走，准备逃走，但侯峒曾认为不应该走，就和他的两个儿子回到城里的宅子，准备在他们家中的叶池投水自杀，但后来清兵杀到池边，用弯刀把他们杀掉了。这个故事叫“叶池殉国”，以这四个字为名立的碑今天还保存在嘉定城内。黄淳耀跟他弟弟黄渊耀也出了城，本来可以逃走，隐藏乡间活下来，但最后他们觉得不应该走，要跟这个城市共同殉难。

图七 光绪《嘉定县志》所绘县城

这样一种抵抗状态在江南地区是很有代表性的，是非常具有气节的一种表现。忠节思想的教育，其实也贯穿于他们家族子孙的生活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一直到玄孙一代，他们家已经败落了。侯玄汸后来靠开馆教书为生，在从事私塾教育的过程中，还有很多话留下来，其中他特别强调要“深入书中，书为我用，做个天地间有用的人。”

这些都是地方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一直到民国年间抗战爆发，嘉定地方士人还把他们的故事拿出来，激励地方抗击外族入侵。

从明末以来，这些故事传承久远，清代人、民国年间的人一直深受这些忠义故事的熏陶和感染。黄世祚盛赞侯氏一族：“其家世、其人品固以气节著称者也”，“诚能争自淬厉，以气节相尚”，地方士人也称颂他们：“洵足为吾人立身处世之模楷”。这些都是嘉定地方很重要的文化传承和思想表现。

（作者冯贤亮系复旦学历史学教授，本文系作者10月16日下午在上海博物馆与澎湃新闻联合打造的文化项目“魔都与新城：共启寻根之旅”系列讲座第四场“嘉定——以文化人到以产兴城”上的发言。由澎湃新闻记者王琳杰、实生吴若凝整理，文稿经作者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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