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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朝代更迭最频繁的一个时期，师承上又是家族亲友间相传，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如韦诞将书法传授给卫觊，涌现了很多隐士。下面小编给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卫觊传给卫恒和卫夫人，和家一起分享。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南下入侵，卫恒和卫夫人传给卫的中 表，我国小农经济受到冲击，也就是书圣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处于分裂状态。但另一方面，王旷传给王羲之，政地动荡却促进了我国融合及江南经济地。同时魏晋南北朝文化继承了秦汉文化的坚实基础，王羲之传给王献之，令加之佛教等西域文化地传入，王献之则传给了羊欣……他们都是口传手授，使得此期文化包容并蓄、灿烂繁荣。
随着社会思想的活跃，平时耳濡目染，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乃至园林建筑、诗歌，转益多师又勤于用功，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变化，其中以园林的变化最为显著。对于魏晋南北朝隐士田园文化地研究对今后魏晋南北朝山水园林、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等方面地研究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简单、安详的田园隐居生活
1.质朴、简单的田园生活形式
谢灵运在《过白岸亭》中自述自己，万事坚守自然本性，不受外界诱惑，长期过着松散自由的隐居生活。阮籍也是追求质朴本性，他认为繁琐地说各种是非界限、违背朴质而追求文饰的人，是迷惑糊涂的一类人。嵇康隐居山阳，志在保持朴素本性、养护纯朴、保全纯真。
宁静、安详的田园生活环境。
田园生活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宁静、安详。“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选择了与山水为伴、没有车马喧嚣的静逸生活，选择了躬耕垄亩、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
谢灵运则由衷喜欢远离闹市、居于山中的生活。他描述自己居住的环境“居非郊过”，栖于山中，隐者和外界互不往来。他认为，居于山中比起繁华闹市别有一番风味，与居住于城市京都的寒来暑往都一样，却摒弃了城市建筑的豪华，而向着纯朴的反方向发展。
尽管山中的交通不太方便，但只有居住在山峦沟壑，才能达到人生完美的境界。因为，山中虽清静、寂寥，但是各种纷纭也随之了然断绝(“山中兮清寂，群纷兮自绝”)。
在山中居住，有许多空闲时间，追求自己所追求的诸多事情，并研究精深、静心考虑、欣赏其美(“幸多暇日，自求诸己。研精静虑，贞观厥美”)。虽然所获取的外界信息并不多，但所获得的真理却使人高兴、喜悦(“周听兮匪多，得理兮俱悦”)。
陶渊明《归田园居五首》之二，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恬静的田园生活景观。偏僻的乡村少有车辆往来，也少有交际应酬的俗事。白天微掩柴门，空明之心不容尘念俗想(“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陋巷阻隔，门前亦没有深深的轮印，故人之马车也只好空叹穷途(“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2.蓑衣素食的田园生活
隐士的衣着少有如谢灵运“车服鲜丽”(《南史·谢灵运传》)的，多数隐士生活较清苦，且追寻返璞归真，衣着较为简陋。材料多为兽皮，古代人少兽多，除狐皮价值较高外，鹿皮等均属中下等。
用草、麻这样的自然材料的亦不占少数。式样方面来说，多遵循舒适、简单原则，没有礼服。隐士在饮食方面食素者居多，一分是因为经济原因，另一分则是出于养生目的“服食辟谷”。
3.就地取材、自给自足的田园理念
除隐士的饮食、服饰方面具有就地取材的特点外，他们的田园生活更是以就地取材、自给自足为理念，这一点连生活富足的谢灵运也不例外。在《山居赋》中，谢灵运详细描绘了其自给自足，其乐无穷的田园生活。
屋舍的材料均就地取材，有黄泥屋子(“黄屋实不殊於汾阳”)，茅草屋子(“葺骈梁于岩麓”)，木屋(“飞渐榭于中沚”)，在石门居“倚石构草”。生活上，首先广泛用到的材料是南方处处可见的竹。
生活取水是将整根毛竹打通，然后一根根连接起来，从远处引取涧水(“激涧代汲井”)。食竹笋(“抽笋自篁”)，用箬叶作斗笠或包棕子(“箬于谷”)，秋冬用收获的竹子制作管乐笛和钥(“秋冬蕧”)。
所用的绳索是白天所拔茅草制成(“昼见搴茅，宵见索绹”)，铲除茭白杂草，用剪下的香蒲制作成草垫子，或作为喂养牲口的干草(“芟菰翦蒲，以荐以茭”)。自己烧制不同式样、功能的陶器(“其灰其炭，咸各有律”)。
六月采集花蜜，八月采集栗子(“六月采蜜，八月扑栗”)。在野外寻找蔓草，猎涉葡萄科植物蘡薁，自己酿制山清酒，既令开眼界，又饱耳福。饮品还有谢灵运自己在北面树梢上摘取鲜叶制作的饮料(“阴标”)。
在高高的树林中寻找桑实(“慕椹高林”)，在野花椒的根蔸上剥取陆英(“剥芨岩椒”)，在向阳的山崖上挖掘茜草(“掘蒨阳崖”)。备物为繁，略载靡悉。”如此种种，所具备的物品繁多，简略记载，后再详尽分述。
陶渊明喝着春酒，吃着自己栽种的后园蔬菜，伴着从东边吹来的零星小雨、微风吹拂，让人心觉舒畅(“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与同为隐士的谢灵运相比，陶渊明并不阔绰，不可能修建气势恢弘的园林，但他却最接近自然体味自然山水之美。
他所居住的上京园林属于山水田园式园林，此种园林贵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艺术品，山贵有脉，水贵有源，山水融合而成。上京园林的选址就突出体现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造园思想。
选于崇山峻岭、河湖波的包围之中，避免了因资金不足没有修建假山、溪流的不足，却将更真实、更自然的山水取为己用，也体现出了园林追随自然山水的特色。
这种就地取材，借景造园的方法既节约了人力、物力，又为园林的游憩生活及景色增添了丰富的内容，这些都是人工园林所不能给予的。
二、淳朴、热情的田园交际生活
言行社交田园化，主要体现在：邻里和睦、互相帮助方面。邻里生活是田园生活的重要一分，充满温馨和睦。
谢灵运因生活富足，经常款待乡邻。如，他提供饭菜及茶酒，用以酬谢工人、商贾与掌管山林和畜牧的官员(“供粒食与浆饮，谢工商与衡牧”)，春秋二季，均有盛情的招待，清晨黄昏均须有充足的供给(“春秋有待，朝夕须资”)。
他还积极地帮助穷苦，既供耕田人吃饭，亦供采桑蚕人购买衣服(“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请厨艺好的厨师做出丰盛佳肴，并采药材给人救治疾病(“艺菜当肴，采药救颓”)。邻里之情淳朴，永初三年，宋武帝刘裕死后，因受权臣徐羡之、傅亮等人的排挤，谢灵运被外放到当时荒僻之地的永嘉(今浙江温州)任太守。
他怀着满腔的悲愤被迫离开京都前往永嘉，他的亲朋、邻里送他至万山，诗人写下《邻里相送至万山》以为留别。陶渊明隐居之时，周围农人生产之时会提醒他该耕作了(“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
隐居于园田居时，在静僻的羊肠小道上，邻人拨开草丛互相往来(“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家见了面从不谈世俗之事，无非是议论桑麻的生长等农事(“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三、勤劳质朴的田园劳作生活
有不少隐士本来只是一介书生或仕官，很少接触农事劳作。但是，归隐后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农业劳作，竟成了农学专家，更有甚者著书立著。这点在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乱世甚少，但明末清初的不少农学家均为隐居不仕者。
如，《补农书》的作者张履祥。当然，这与乱世有关，深处乱世农业生产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展，隐士们也都是自给自足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隐士生产劳作田园化主要体现在：他们灌园育蔬，辛勤劳作上。阮籍在请辞太尉蒋济招纳之时，曾称“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还称自己“负薪疲病”。
可见，阮籍隐居之时，不仅躬耕田野而且还砍柴劳作。谢灵运登上山岭砍伐木材，清除榛树等灌木、砍伐掉多余的竹子(“陟岭刊木，除榛伐竹”)。向秀“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晋书》)。
陶渊明最初隐居上京之时，在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朝为灌园”、“戮力东林隗”、“车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
春秋代谢，有务园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在园田居他同样辛勤劳作，在南山下种豆(“种豆南山下”)，早晨起来便去铲除荒草，披着月光才扛锄归来(“晨兴里荒秽，带月荷锄归”)。经常来往于窄窄的田埂之上，因为其上草木茂盛，诗人的巾带常常被露珠沾湿(“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陶渊发自内心的肯定劳动价值，无论收成怎样，躬耕都是件令他欣愉的事情(“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在上京园林他为自己开辟西园，种植葵菜，在西畴躬耕垄亩，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辛勤耕作。
他享受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的交流，以及辛勤耕耘的乐趣。如他描画“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充满乐趣的劳动增加了上京园林生活的浪漫情趣，也激发了陶渊明田园文学的创作热情，产生了他充满田园气息的独特作品。
四、意境高雅的田园休闲生活
1.吟诗作赋
从文学方面来讲，绝多数隐士都是拥有非凡才学、精通琴棋书画的知识分子，隐士诗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学者韩兆琦统计，如果把隐士所写诗及他人所写的与隐士或者隐居生活有关的诗加起来，其总量将国古代诗歌之三分之一。
谢灵运说他的诗作只是叙述山野之中的草本、树木、河流、山石、谷物、庄稼之属(“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凡是心的所思所想，可略举要，即略举要，扼要论述，进行充分地发挥(“凡厥意谓，杨较以挥”)。
陶渊明在隐居之时更是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陶渊明临清流而赋诗，嵇康“临清流，赋新诗”。
2.抚琴作曲
琴，在隐士的生活中，通常扮演的是知音的角色。他为他们寂寥的隐居生活添加乐趣，去除烦恼。同时，亦是他们高尚情操的体现。
如嵇康《琴赋》所说，非心胸宽广者不能与琴嬉玩。非沉稳安详之人，不能与琴闲适相处。非豁达开朗的人，不能与琴一样无贪无欲。非极为精明的人，不能和琴一起辨析理事(“然非夫旷远者，不能与之嬉游;非夫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非夫放达者，不能与之无吝;非夫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也”)。
琴声能够陶冶情操，同样的琴声却带给人们千差万别的感受(“其余触类而长，所致非一”)，道路不同，但所达目的地相同(“同归殊途”)，或文采横溢，或质朴无华(“或文或质”)。琴声对人们的感化作用是宏的(“其感人动物，盖亦弘矣!”)《晋书·谢灵运传》记载：“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山居赋》描绘他在始宁别业“敷文奏怀”，用心弹琴，以抒发情怀。
阮籍夜晚睡不着时，便坐弹鸣琴(“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生活与上京园林的陶渊明，闲暇之际与琴为友，以琴声相伴，生活意境高雅(“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曰琴曰书，顾盼有俦”、“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嵇康“素琴挥雅操”、“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
3.把酒言欢
借酒消愁是隐士生活的一分，把酒言欢亦是其中一分。以酒闻名的隐士非陶渊明莫属，他的诗里几乎篇篇有酒。诗情画意的田园生活环境酝酿了隐士们把酒言欢的氛围，他们以酒会友，将饮酒演变为田园生活的一分。陶渊明喜好饮酒，因虽然没有挥金游乐的生活，但浊酒却可润泽他的生活和心灵(“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为平淡的田园生活增添乐趣。
陶渊明将饮酒以上升为一种生活品味，他将馨香含露的菊花放在酒中，看花瓣漂浮于酒中，继而赏酒、品酒。在品酒过程中体味、思考人生(“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他的朋友们常常带着酒壶来拜访他，与他在树下把酒言欢，乐此不疲。
总结
隐士首先得符合最基本的标准，即“隐”。如白居易《中隐》所述“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无论是隐于野，还是隐于市或隐于朝，只要有隐的心境或行为都应算隐。其次，隐士要符合“士”的标准，具有一定的知识与技能，并非乡野村民，而是有德行操守的知识分子。
真正的隐士是“俗人”，是在多种生活形式可选的情况下，主动选择的“隐”。对于隐士这个群体的人生观争议颇多，对此，本人颇为赞同蒋煜星先生的观点。他认为，‘隐士’的含义，是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视富贵如浮云。这虽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但不同于悲天悯世和佛教的思想，隐士的人生观，虽不积极，却是乐观的。他们对于生命的热爱、山水的欣赏、生活的悠然充分体现了他们是心底乐观的一个特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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