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祖传微笑叶家山墓地曾侯墓排序新论博物古

摘要：文章对学界有关叶家山曾侯墓排序的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就连一些佩戴着剑的武馆，总结了相关的研究方法及其不足，都是一副谜之微笑。陶俳优俑 藏于成都博物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多数学者认为的M65M28M111的排序不能。从墓葬规模、随葬品组合、墓地地形、墓主年龄等角度，在成都金牛区、新都区等多地，论证了墓地仅有M111（曾侯犺）和M28（曾侯谏）两座曾侯墓，陆续出土了多尊东汉俳优俑，M111早于M28。

关键词：叶家山墓地；曾侯墓；排序

叶家山墓地曾侯墓的数量及排序，彰显其热情奔放、泼辣诙谐的形象，学界已有很多讨论，让人一眼望去就充满欢乐与轻松。成都博物馆里，主流观点是墓地内共有三座曾侯墓，一笑生花的陶俑，M65为曾侯谏墓[1]，留下了成都人的幸福表情。温柔的笑、灿烂的笑、迷之微笑会心的笑、得意洋洋的笑、心有灵犀的笑洒脱的笑、窃喜的笑、傲娇的笑穿越时空，M28为未具私名的曾侯墓[2]（或即M27∶15盉铭中的“伯生”），微笑与共。陶匍匐俑 藏于成都博物馆陶伎乐俑 藏于成都博物馆在德阳广汉的三星堆，M111为曾侯犺墓[3]，自成体系的青铜器，三墓的早晚关系为M65最早，M28次之，M111最晚，整个墓地是从北向南发展的，这一观点最早由发掘者提出，多学者均赞同。但仍有少数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墓下葬顺序：

（1）雷兴山先生在2013年底的叶家山墓地研讨会上最早指出，从平面图上的等高线观察，M111处于墓地位置，因此M111才是墓地最早的曾侯墓，M28是M111的下一代曾侯墓，又根据M65没有墓道且规模偏小，认为M65并非曾侯墓。这一观点得到了刘绪先生的赞同，并多次在各种场合予以提及[4]。

（2）任雪莉排比了各组曾侯器的年代之后，认为“曾侯谏铜器群的年代约在西周早期约康王时期，个别器物可能晚至昭王初年”、“曾侯犺器群的年代早至成康之际”，提出了M111（曾侯犺）M28（曾侯谏）M65（未具私名曾侯）的排序[5]。

（3）王恩田先生认为M111∶67簋铭中的“南公”为盂鼎中的盂，犺是代盂就封的第一代曾侯[6]。他还根据M65没有墓道和陪葬马坑、墓葬规模较小，提出M65并非曾侯墓[7]，其墓主为曾侯谏之子或其弟。

（4）张天恩先生认为“从墓地型墓葬的平面布情况观察，就能发现最的带墓道墓M111处在较突出的位置，存在时代较早的可能”，他指出“曾侯犺之墓M111，显然正位于此区域的中心位置，同时也是整个岗地的中心和处，这绝不像是随意而为…故这一布明显存在有意安排的迹象，其他墓葬很可能是以此墓为中心分布”。他同时指出已发表的分铜器也显示M111略早，因而提出了与任雪莉相同的曾侯墓墓主身份与年代排序[8]。

（5）孙岩根据M27的墓葬规模、礼器等级及数量提出其墓主为媿姓夫人，进而认为M28为曾侯谏墓，M65为M28的下一代曾侯墓，但对于M111和M28的早晚关系未明确说明，从文意推测，似是认为M111早于M28[9]。

（6）韩宇娇认为M111墓葬规模最、随葬鼎簋数量最多、有编钟随葬的现象，“都与西周时期始封君墓葬规格的礼制一致”，因此M111是第一代曾侯墓，又根据M28所出曾侯谏铜器远多于M65，认为M28早于M65，分别是第二、第三代曾侯墓[10]。

很显然，两种意见是截然对立的，墓排序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其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曾侯墓的数量存在争议，焦点则在M65；二是相关铜器的年代非常接近，学界长于铜器年代研究的学者几乎均参与了讨论，却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即是墓铜器年代接近的旁证。

一、以往研究辨析

考虑到两种观点之间的尖锐对立，本文先对过去的研究方法做一总结。

（一）根据铜礼器尤其是特殊器形的年代或有无、铜器纹饰变化判定。

认为M111最早的学者中，任雪莉认为曾侯犺器群年代为成康之际，曾侯谏器群则属康王时期[11]；张天恩认为M111∶85曾侯作父乙方鼎、∶67南公簋、∶117曾侯壶、∶119曾侯盘的年代可早至成康之际，墓葬年代为康王时期，而M28∶165曾侯谏方鼎、∶178曾侯谏作媿橄榄形壶、∶163曾侯谏盘、曾侯谏圆鼎等器，形制均与西周早中期之际或中期偏早的墓葬所出同类器近似，年代当为康昭之际或昭王前期[12]。认为M65最早的学者则几乎全否定了上述年代判断。

三座墓出土了几件年代特征比较敏感或者形制较为特殊的铜器，学界对墓早晚关系的讨论，多集中于这几件器物。以下按器类分别讨论之：

（1）象目纹鬲：三座墓各出1件，另M1和M27各出1件，这5件鬲形制非常接近（图一），仅M65∶52裆稍高、各器纹饰细略有差异，它们属于同期同段当无问题。有学者将裆较高视为年代偏早的证据，但多数学者公认年代最早的M1，所出鬲的裆却低于M65∶52，因此这一差异不能作为判别早晚的依据。

（2）背带纹壶：仅有M65出土2件（图二），其中1件为铜釦漆壶（图二，2）。背带纹壶过去多认为出现于西周中期偏早，先生率先指出西周早期即已出现，同时他也指出，该器“虽然未必晚至西周中期，但过去多出于年代较晚时期墓葬，仍然指向较晚的年代”[13]。笔者赞同这一认识，由于M111、M28均未出背带纹壶，而M65却出有2件，说明M65应该晚于M111和M28，张天恩在其文章中也将这两件壶作为M65较晚的证据之一。

（3）橄榄形壶：M111和M28各出1件，M27也出有1件。从形制上看，三者几乎完全相同，M111∶116与M27∶3的纹饰也几近全同，M28∶178与M111∶116盖缘及颈均饰相同的斜角龙纹，只是前者的几组龙纹方向相同且上下没有连珠纹，而后者的龙纹则两两对称。除此之外，M28∶178盖的捉手较M111∶116稍高，前者圈足的外撇程度不如后者，或有学者认为捉手高者早于捉手矮者、圈足外撇程度小者早于外撇程度者，但年代属西周中期偏早的长囟墓∶012[14]捉手就较高、横水M1011∶63[15]圈足外撇程度则更小，这些细微之处仅是个体差异，而并非具有年代学意义的式别差异。因此，叶家山墓地的这三件橄榄形壶应属于同一期段，形制差异极小，无法据以判定相关墓葬的早晚。

此外，有学者根据橄榄形壶过去多见于西周中期墓葬而认为M28、M111晚于M65。但是，M28∶178是曾侯谏为媿姓夫人所作，若M65墓主是曾侯谏，那橄榄形壶便不能用来判断三墓的早晚了。

（4）斜腹方鼎：M111∶73（图四，1），近似“垂腹”，“其腹下垂的作风暗示该鼎制作年代已接近西周中期”[16]，发掘简报认为“其腹较浅，四足较短，年代很可能……更晚”[17]。这也是多数学者将M111定为最晚的曾侯墓的重要依据。

此鼎属附耳带盖方鼎，但形制罕见，差可比较者如晋侯墓地M114∶216（图四，2）、方鼎乙（图四，3）。所举两鼎盖面均隆起，腹均显现出“垂腹”，而本器盖面为平顶，“垂腹”程度特甚。方鼎乙年代已经晚至穆王[18]，其“垂腹”尚且不及本器，因此其腹的这一特征，很可能并非具有断代意义的“垂腹”。与之风格类似的立耳方鼎还可举出方鼎甲（图四，4）、茹家庄M2∶5（图四，5）、茹家庄M1乙∶154（图四，6）等，均为穆王时器，但“垂腹”仍然不及M111∶73，也说明后者腹的特征并非“垂腹”。

M111∶73斜腹方鼎的形制前所未见，没有可资比较的出土品，无法准确判定其年代，笔者认为在搞清楚其形制变化规律及年代特征之前，不应将其作为断代依据。此外，“垂腹”的带盖方鼎早在殷墟三期的郭家庄M160中就有发现，即M160∶32[19]（图五），其“垂腹”的程度、粗矮的柱足均与晋侯墓地M114∶216酷似。

发掘简报指出该鼎“形制风格并未在M111以外的其他叶家山铜器上所有体现，说明这很可能是一种较晚才出现的文化因素，否则应当在其他墓葬青铜器上有所传承”，这一说法恐难。众所周知，宝鸡地区西周初年墓葬的出土铜器中有一些较为夸张的装饰风格，如极度突出的尖刺乳丁、腹壁两侧伸出的长梁、高凸的扉棱等等。若按上述逻辑，则相关铜器和墓葬的年代均应该偏晚，而非家公认的西周初年，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风格仅在西周初年流行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并没有被后来的铜器继承。

（5）直棱纹簋：发掘简报根据M111∶51与西周中期偏早的茹家庄M2∶8等簋形制近似，推断其年代“约为昭王时期”。实际上，M28∶154曾侯谏作媿簋的形制与之基本相同，后者的腹壁甚至还更外鼓（图六），因此这件簋的年代并不晚。

（6）编钟：M111出土的四件甬钟及一件镈钟，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编钟，以往年代最早的编钟发现于竹园沟M7，该墓年代为康王后期—昭王前期，因而有学者认为M111的编钟也属于这一阶段，但西周早期科学出土的编钟数量极少，年代序列演变并不清楚，直接进行断代可能存在困难。此外，学界多认为编钟起源于南方地区，则南方出土的西周编钟的年代完全可能早于中原北方地区。

（7）束颈鼓腹簋：M111∶62曾侯作宝尊彝簋（图七，5），束颈鼓腹，腹饰斜方格乳丁纹，腹被分学者认为是“垂腹”较甚。腹饰斜方格乳丁纹的束颈鼓腹簋最早出现于殷墟二期，如小屯YM188∶R2069（图七，1）、花东M54∶177（图七，3），殷墟三、四期均有发现，如郭家庄M26∶26（图七，4）、西区GM2508∶3，多数不带双耳，但亦有少数带双耳者，如花东M54∶171[20]（图七，2）。这类簋的演变规律为口径由小于腹径到于腹径、腹由深变浅、圈足由矮变高[21]，腹的外鼓程度或者说“垂腹”程度早晚并无太变化。若将M111∶62的双耳去掉（图七，6），其簋身与花东M54∶177非常接近，因此这件簋并不能作为M111年代偏晚的依据。

此外，这件簋铭中的“曾”字“田”中间的竖笔出头，类似写法只见于M111∶85曾侯作父乙方鼎，二者必为同一位曾侯所作，而后者年代明显偏早，这也说明M111∶62的年代并不晚。

（8）铜鱼：M111出有量铜鱼，总数达165件，由于作为棺饰使用的铜鱼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笔者在平时交流中得知多位学者均将其作为M111年代较晚的证据之一。西周早期的铜鱼在竹园沟M13、辛村M21均有发现，三墓的铜鱼均集中出土，而非均匀地分布于棺或椁的四周。竹园沟M13年代为成王后期至康王前期，表明铜鱼的出现年代很早，不能用以判断M111的年代。

（9）“解体”兽面纹鼎：M65∶46（图八，1），过去的讨论中似未予以注意，特单独讨论之。该鼎沿下所饰的兽面纹呈“解体”状，这种纹饰未见于西周早期偏早的铜器之上，而是西周早期偏晚才开始出现，如周原庄李M9∶14[22]（图八，2）、董家东M11∶40[23]、曲村M6069∶7[24]（图八，3）、刘台子M6∶27[25]和河口M1∶15-1、∶70、∶95[26]，这些鼎的腹均较浅，柱足亦不高，所举墓葬年代均为西周早期偏晚或早中之际。M111和M28所出兽面纹圆鼎中，均未见装饰此类纹饰者，腹亦比M65∶46更深，从这一点而言，M65当晚于M111和M28。

（10）纹饰变化：先生从铜器纹饰综合变化的角度指出M65铜器上的鸟纹较多，而M1铜器上的鸟纹较少且风格接近殷墟时期，提出“M1可能略早，而M65则明显较晚”[27]。这一细致的观察角度，同样可用以考察三座墓的早晚。M111的54件铜容器中，仅有∶118铜尊腹装饰鸟纹，而且其他墓所出的曾侯犺铜器上也未见以鸟纹作为主体纹饰者；而16件曾侯谏自作器中，有3件方鼎以鸟纹作为主体纹饰，9件曾侯谏作媿器中，有4件铜簋以鸟纹作为主体纹饰，鸟纹增多的趋势明显。M65中则有∶29卣、∶30尊及∶47曾侯谏方鼎3件铜器以鸟纹作为主体纹饰。无论M65、M28何者为曾侯谏墓，它们所出鸟纹铜器的数量均多于M111，反而只能说明M111要更早。

（11）单墓晚商铜器多寡：M111所出铜器中有∶64鼎、∶77鼎、∶84鼎、∶88鼎、∶99鼎、∶109罍、∶112卣等7件晚商铜器，而M28和M65则均未见晚商铜器。文献记载周克商之后有“分器”的行为，这一点也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周早期的铜器墓中常见为数不少的晚商铜器。按照常理，周人贵族所拥有的晚商铜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减少，这与M111早于M28、M65是相符的，若M65、M28早于M111，较晚的墓中却有较多的晚商铜器而较早的墓中却一件未见，似有悖于常理。

铜礼器墓的时代应以年代最晚的铜器来判定，这一认识是进行铜器墓年代判断的通行做法。对于上述三墓而言，所要细究的关键问题在于目前所认为的若干件年代偏晚的铜器，是否真的不早？诚如先生指出的那样，“有时我们认为某器不早于某一时期，只是基于该器过去出土不早于某一时期的经验判断，而不是基于其年代特征得出的结论”[28]。上文分析的几种铜器，要么三墓均有出土且形制近同，要么是前所未见的器形，暂不清楚其演变规律和年代学特征，均不能用以判断相关墓葬的早晚。

（二）根据墓地地形判断。

学者们均已指出，M1、M65、M2、M28、M27、M111等墓分布于岗地中的高处，地势高亢。雷兴山、张天恩两位先生提出从现有等高线观察，M111位于岗地处，反而应该是最早的一代曾侯墓。这一点遭到了分学者的反对，认为现有地势并不代表墓地形成时期的地势，笔者认同这一观点的谨慎态度，但同时认为，原有地势可以根据墓的深度加以复原，这一点在下文将详细讨论。

（三）根据墓葬规模判断。

有学者认为M65没有墓道、规模较小、随葬品较少，与M65初封至南土，尚在创业阶段、国力较弱有关，是其年代较早的体现[29]，M111带有墓道、规模宏、随葬品众多，是曾国在南土站稳脚跟、国力强盛之体现，因此M65最早而M111最晚。但对于三墓墓葬规模和随葬品上的差异，孙岩、韩宇娇则有另外一种解释：孙岩认为“如果铸器和墓葬的丰厚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族的强盛程度，那么我们可以说，曾国在M111和M28墓主两位曾侯的执政期间国力较为强盛，而到M65曾侯时期，国力可能有所下降”；韩宇娇的论据上文已转引，此不赘述。两种观点的逻辑是相通的，均认为墓葬规模与国力密切相关，但这种相关与时代早晚之间的关系，则见仁见智。

（四）根据铜器组合判断。

有学者根据西周早期分裆鼎逐渐退出食器组合的规律，认为M111不出分裆鼎是年代较晚的体现。实际上M111出有2件分裆鼎，与M28所出分裆鼎数量相同，均多于M65，这一点反而说明M65较晚。

众所周知，西周早期是青铜器组合由“重酒”向“重食”转变的关键阶段，先生曾将M1与M65的酒器组合和数量差异，作为M1早于M65的证据之一。循着这一思路，笔者排比了三座墓的酒器组合。从表1可以看出，M111的酒器组合最为齐全，其中铜斝不见于M28和M65；三墓均有尊、卣、壶三类酒器随葬，M111和M28分别还有3件和1件圆罍随葬，而M65则没有，这一差异应当是等级高低而非时代早晚造成的，因为M111和M28的尊卣中均包含一套一尊二卣，而M65仅有一尊一卣，西周早期随葬一尊二卣的墓葬必有圆罍共出；M111随葬的觚、爵、觯分别为1、4、2件，M28则是1、2、1件，两墓三种酒器齐备，只是爵觯数量不同，这种差别可能不能从时代变化的角度来理解，但M65随葬2爵1觯而无觚，诚如先生指出的那样，可以作为M65年代较晚的证据。

（五）根据器用制度判断。

认为M65（曾侯谏）M28（未具私名曾侯）M111（曾侯犺）的学者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若M28是曾侯谏墓，由此排定的其他曾侯及夫人墓，其铜礼器出土情况明显有悖于西周礼制，如曾侯谏为夫人所作之器没有随葬于夫人墓M27中，反而随葬在自己墓M28和儿媳墓M2中，后一种情况是公公为婆婆作器出于儿媳墓中[30]，不合礼制。其实，这种例子以往已有发现：晋侯墓地M91（第5代晋侯喜父之墓）和M92（晋侯喜父夫人墓）、M31（第7代晋侯稣夫人之墓）就均出有晋侯僰马（M33墓主，第4代晋侯）的铜器[31]，其中M92墓主即是M33墓主的儿媳，M31墓主则是M33墓主的重孙媳[32]；此外，M92所出铜盘（∶6）从铭文可知乃是晋侯喜父为其父厉侯所作的祭器，同样是出于儿媳墓中。

西周早期铜器器用的一个特点就是“尊礼制不问来源”，即随葬铜器时只考虑器类和组合，并不考虑铜器的来源、原先的作器者与受器者，不考虑铜器上的铭文，简言之就是不区分外来铜器和墓主本人制作的铜器。西周早期的周系墓葬中，常见一座墓内随葬多种族徽、日名铜器，按照“周人不用族徽、日名说”的观点，这些铜器均非墓主所有，但相关墓葬均不见区别对待外来铜器的现象，反倒是按照鼎、簋这样的功能组合和尊卣、盘盉这样的器类组合相互靠近放置。

笔者认为，除了下一代曾侯之器不能出现在上一代曾侯墓中之外，其余任何铜器都可以随葬于曾侯或曾侯夫人墓中。

（六）根据夫人墓的有无、周邻墓葬年代判断。

M111简报结语指出该墓东侧有面积的空白地带，发掘时进行了细致钻探，但未发现墓葬，因而“推测这一区域是预留给曾侯犺夫人（或还有妾）的茔域，但因叶家山墓地废弃而未能入葬，这与我们推定曾侯犺是该墓地的最晚一代曾侯也是相符的”。这一推断很难，墓地内未发现M111夫人之墓，确实特殊，但不能作为M111年代早晚的证据，是否有夫人墓与侯墓的早晚无关。

张天恩先生注意到多见于关中地区、年代偏早的乳丁纹鼎、簋只出于墓地南，因此墓地南的墓葬偏早而北偏晚。陈丽新则指出位于墓地南的M50、M126及M107年代偏晚，说明墓地南年代要晚于北[33]。二位学者从周邻墓葬年代旁证墓早晚的思路非常新颖，出发点相同但结论却相反，笔者认为其原因是没有对墓地先进行分区，一个墓地可能有多个墓区，不同墓区可能是先后关系，也可能是并行发展的，不能以其他墓区的墓葬年代来判定本墓区的早晚（即使某几座其他墓区边缘位置的墓距离本墓区更近）。需特别强调的是，不能根据夫人墓的早晚关系直接判定相应男性墓的早晚。

张天恩认为M27∶10铜觯铭文“祖南雚作宝”可读作“作且（祖）南雚宝”，“南雚”当是南公雚，M28、M27这一代曾侯夫妇是南公的孙辈，而M111∶85方鼎铭文说明器主为南公之子，因而M28要晚于M111。实际上简报对觯铭释读有误，多位学者都已指出所谓“且南”其实是“瓒”字，“雚”为觯的自名，全铭应读作“作宝瓒雚（鑵）”[34]，与南公无关，整理者也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在正式报告初稿中改释为“雚（鑵）”。笔者在参与整理过程中发现该器内底被补铸疤遮住的“雚”字右侧有一“金”旁，再次印证古文字学者对“雚”字的释读是正确的。

（七）根据出土陶器判断。

何晓琳通过排比已发表的陶器，认为M65、M2要晚于M28、M27[35]，张天恩、韩宇娇均援引了这一结论。叶家山墓地所出陶器虽然整体而言属于姬周文化系统，但与关中地区的同类器相比，存在着较差别：陶鬲中红陶的比例高达85%，而中原和关中地区红陶鬲所占比例很小；陶鬲器表的绳纹上普遍装饰有旋纹，而周原地区的这一作风西周中期偏早才出现；陶鬲常见口、直腹、高瘪裆的作风，与后来的“楚式鬲”接近，而此类作风未见于周原地区。若将叶家山墓地的陶器与关中地区的同类器直接类比而判断年代，很可能出现偏差。M111的陶鬲保存太差未能提取，是利用陶器比较三墓年代早晚的缺憾，但即使保存完好，恐怕学者们也都会从各自观点出发，给出相关陶器偏早或偏晚的理由。

二、墓墓主与下葬顺序新论

（一）M65非曾侯墓

1.墓室面积偏小。M111墓底长8.08~8.28、宽5.58~5.96米，面积为47.2平方米，M28墓底长7.2~7.46、宽5.5~6.2米，面积为42.88平方米，而M65墓底长4.84、宽3.18~3.26米，面积仅有15.58平方米，远不及M111与M28，甚至比M27这样的女性墓（墓底长5.9~6.1、宽3.88~3.96米，面积23.28平方米）还要小很多。

2.没有墓道。墓道的多寡及宽窄是商周时期墓葬等级的重要标志之一[36]。诚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各诸侯国或采邑在周王朝内地位的升降，墓道的有无或多寡会有所变化[37]，如宝鸡氏墓地最晚的伯墓茹家庄M1（西周中期偏早）带有一条墓道，而之前的伯墓竹园沟M13、M7均没有墓道；晋侯墓地最晚的两组墓中的M63和M93均带有两条墓道，而其余的墓葬均只有一条墓道。或许有人会认为叶家山M65无墓道而其余两墓有墓道的情况正与上述氏墓地、晋侯墓地类似，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不能，因为目前所见西周早期诸侯国国君级别的墓葬均使用墓道，如燕国、邢国、卫国、应国、晋国，此外如长子口墓[38]、鲁台山M30[39]等。作为王室同宗，又担负镇守南土重任的曾国，其国君（甚至还可能是始封君）的墓葬不使用墓道是不合情理的。

3.没有单独的马坑。叶家山墓地的车马坑类遗存仅有马坑一种，共7座。从马坑的分布位置来看，K6应是附属于M28的马坑，K2、K5、K7应是附属于M111的马坑；M28与M111的附属马坑均位于墓葬的西侧，与墓葬角度一致；M65周围则没有马坑。从其他西周封国的材料来看，同一墓地内国君级别的墓葬周围均设置有单独的（车）马坑[40]。

4.随葬品偏少且组合等级偏低。就随葬铜礼乐器的数量而言，M111为61件，M28为25件，M65为21件，M65与M28相差不多，而均与M111相差悬殊；就铜礼器的组合而言，M65没有M111、M28均有的成套方鼎，也没有西周早期诸侯国国君级别墓葬中必备的一尊二卣，而仅随葬了一尊一卣。

（二）墓地地形与下葬顺序

地形地势是周人选择墓地时重点考虑的内容之一，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均有所体现，孙华先生已做过很好的研究[41]。墓地的地形与墓的下葬顺序是否有关，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如、陈丽新指出的那样，“叶家山墓地使用时间不长，完全依据墓葬随葬器这些同属于西周早期的遗物，进行类型学或器物形制变化的分析，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孰早孰晚的年代关系”，“……墓地布关系的观察，似乎是目前更可以依赖的分析方式”[42]。因此这里首先考察以往发现的位于岗地之上的周代前期墓地。

1.周公庙遗址陵坡墓地与白草坡墓地：陵坡墓地位于“聚落最北端偏东的山坡上，上下落差约近百米”，三座带四条墓道的墓LM1、LM10、LM12“自上而下，成列纵向分布，正居墓地中”[43]。这三座墓虽未发掘，具体年代不详，但几位发掘者均认为位于最上的LM1年代早于位于下的LM10和LM12。墓地的北、东、西三面还有夯土陵垣，南边却没有，刘绪先生指出这显然是希望子子孙孙都能埋进墓地，墓地是逐渐向南发展的。白草坡墓地的三座带墓道墓情况与之类似。

2.平顶山应国墓地：墓葬均位于南北走向的滍阳岭上，“自南向北基本上依其顺序按年代先后进行排列”，应侯及夫人墓“均东西并列位于滍阳岭的中脊”，且滍阳岭的南端地势，发掘者推测“概正是这样的地理位置，才导致了应国墓葬自南向北依次埋葬的基本格”[44]。

3.三门峡虢氏墓地：位于西北—东南走向的上村岭之上，孙华指出“由于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地势为南北长而东西窄，北面高而南面低，从古代墓地的墓位安排惯角度来分析，该墓地内各墓群的先后次第应是北早南晚，从高到低依次排列”[45]，并援引李丰对6座铜器墓的年代排比结果[46]，这些墓恰好呈现北早南晚的特征，证实了上述推论。

4.辛村卫国墓地：南临淇河、北面微高，地势北高南低，型墓葬的排列呈现“自北而南，依次顺列；到淇滨后，折转，仍系自北而南，依序顺列”[47]，孙华也指出这样的排列“显然是根据地势按照从高至低的思想来规划的”[48]。

5.竹园沟氏墓地：墓葬主要位于小河东侧的台地之上，整个台地西低东高，因平整土地而形成四级台地，各级台地之间的高差约3米[49]。竹园沟墓地最早的伯墓M13即位于台地东的高处[50]，下一代伯墓M7位于M13西北侧的台地中偏下处，M13和M7的现存深度分别为2.8、3.2米，位于高处的M13深度不及位于低处的M7，可见台地高处被削掉的分更多，M13的原先高度当更高。

6.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共发现三组曾侯墓，年代相互衔接[51]。最早的M190、M191曾公夫妇墓位于墓区岗地北端处，下一代曾侯宝夫妇墓M168、M169位于其南，二者间距约20米，再晚一代的曾公得墓M129位于M168墓组的东南，位置更低。三组曾侯墓随着时代的早晚由上而下、由高到低有序排列。

从叶家山墓地平面图上所附的等高线可以清楚地看出M111正处于整个岗地的处。有学者提出叶家山岗地历经近三千年，尤其是近几十年的规模土地平整，现有地貌可能已非墓地形成时的地貌，M111所在位置可能并非当时岗地的处。笔者认为根据墓葬现存深度可以推知原先地貌的致情况：M111自深9.26米[52]，M28自深9.6米，M27自深9.8米，M65自深6米，M2自深6.2米，M25自深9.2米，而西周时期墓葬的深度与墓葬规模是成正比的，M111作为墓地最的一座墓，自深却比M28浅0.34米、比M27浅0.54米，而与位置更北、位于第二级台地的M25相若，很显然M111现有深度已非原始深度，墓口已被削掉一分（至少半米），M111简报中明确指出“墓室西南角露出的墓口已是第一级台阶面，无法看出台阶”，“可以确认现存墓口已不是原墓口的表面，其上被推走的高度已不得而知”。此外，农业生产活动中的平整土地多是削高填低，岗地高处往往被削得更多。因此，现在的等高线基本反映了岗地的原始地貌，M111所处位置确实是整个岗地处。从M28、M27墓组与M65、M2墓组的规模及深度对比来看，岗地的原始地貌也确实是向北逐渐降低的。前文所举周代墓地的例子已证明，分布于岗地之上的贵族墓，位于高处者年代早，位于低处者年代晚，而叶家山M111又位于岗地的处，因此M111年代当最早。从礼法尊卑、墓地使用的实际情况来考虑，也只有将年代最早的侯级贵族墓安排在岗地处，其他贵族、后代侯伯的墓位也才能够提前予以规划。

（三）墓主年龄与下葬顺序

牙齿鉴定结果显示，M111、M28和M65墓主年龄分别约为40岁、30~35岁、25岁。若依多数学者认为的M65约当成康之际，则曾侯谏出生在西周初年的武王或成王初期[53]，假设其15~20岁生子，则M28墓主致出生于成王二十年前后，后推30~35年，与目前认为的M28约当康王后期尚比较吻合。M111若是约当昭王晚期，前推40年，则曾侯犺为康王初年生人，他作为曾侯谏之子、M28墓主之弟，年代上致相合；但是，南公簋铭中的“烈考南公”则要解释为曾侯谏，恐怕不能，若“烈考南公”是指南宫适，则康王初年南宫适纵然在世，也已年迈，文献记载克商之后他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担此重任必已成年，再历武成二世，至少年届六十，此时得子，颇不合理。

若依M111（曾侯犺墓，康王前期）M28（曾侯谏墓，康王后期—昭王前期）M65（曾侯谏之子墓，非曾侯，昭王后期）的序列，曾侯犺主要活动于成王至康王前期，前推40年，则其出生于商末周初；曾侯谏作为其子，约出生于成王中期，后推30~35年，与笔者认为的M28年代为康王后期—昭王前期基本吻合；M65墓主作为曾侯谏之子，致出生于康王初年，约25岁时壮年而逝，时正值与康王后期—昭王前期，与笔者认为的M65年代吻合，由于早逝且并非曾侯，自己未来得及作器，故而以其父曾侯谏之器随葬。

综上，笔者认为叶家山墓地仅有两座曾侯墓，即M111和M28，墓主分别为曾侯犺和曾侯谏，二者为父子关系。M65并非曾侯墓，在叶家山墓地三座墓中年代最晚。

附记：此文的主要观点形成于2018~2019年间参与叶家山墓地室内整理的过程中，相关内容均体现在笔者2020年夏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叶家山墓地研究》之中，黄凤春先生为笔者参与整理提供了诸多便利，谨致谢忱。

本文得到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近出两周封国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20VJXT019）的资助。

（作者：张天宇，北京学历史学院。另此处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1年第5期）

责编：段姝杉

审核：方 勤

陈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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