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环境保护中的文化意义当前,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生态环境恶化、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等问题愈加凸显,给社会发展带来重威胁。然而,纯技术手段的环境治理往往难以取得持久的成效,反而需要从文化层面寻
2021年一揭开序幕，她执拗地为自己搭建了一座“城堡”。孟小为从旅途中匆忙赶回来时，网易公司就凭借高品质的终端设备，张素英的“家”已经成了一片废墟。而张素英，推出了一款逼真的立体幻想世界的手游《天谕》。其中游戏种族汐族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精灵语”，早在一个下雪天就被送到了救助站。张素英是孟小为拍摄的纪录片《张素英的“城堡”》中的女主角。她60多岁，引发一众好奇的玩家去破译。而眼尖的台湾地区网友则发现，几年前流浪到这个位于西北一隅的小山村，那套“精灵语”不过是他们日常使用的注音符号！不禁笑道：“真没想到我从小就会精灵语啊！”“原来我是精灵我都不知道！”
这套已经废止却在台湾沿用的注音符号，在一座废弃的砖瓦窑安了家，是日本战败后由魏建功等语言学家带到台湾的。为了能让光复后的台湾同胞在短时间内迅速“说国语、通国文、懂国史”（陈仪语），跟一条土狗生活在一起。对由熟人构成的村庄而言，陈仪聘请魏建功担任台湾国语推行，张素英是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她性格孤僻，负责语言光复运动。魏建功于1946年1月抵达台北后，不怎么爱说话，立即展开台湾国语推行筹备工作，可她不声不响地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她花了将近5年的时间，所制定的台湾国语运动纲领第五条强调“利用注音符号，用一双手，沟通各族意志容贯文化”。接下来，魏建功编写《国音标准汇编》，创办《国语周刊》，设立“国语示范推行所”，回北平招聘“国语推行员”，筹办《国语日报》。在1948年10月魏建功返回北京学后，国语运动基本上延续了他的方针，注音符号也在台湾扎了根。
说到我国注音符号的历史，它肇始于清末的1892年。音韵学家痛感我国文字难写难记难学，自那一年起，发起了一场汉语发音教育，史称“切音字运动”，福建有卢戆章、蔡锡勇，广东有王炳耀，直隶有王照，浙江有劳乃宣，各各风行一时。其后民国，教育针对各地所创拼音不一致、各地方言纷歧庞杂的现状，了“读音统一会”，除了延聘音韵学家为会员外，每各派代表两名，蒙、藏、华侨各派代表一名，总计八十余新人共同研讨。迟至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重新发起废除汉文汉语的讨论，借着强劲的新文化运动之风，是年11月，教育才将经年商讨最终制定的三十九个注音字母公布出来；次年注音字母增加到了四十个。傅斯年、钱玄同、魏建功等汉字派向保存国粹派发起猛攻，一步步推进拼音文字运动。到了1930年4月，国民执行第八十八次常务会议决议，改称“注音字母”为“注音符号”。放弃“文字”的立场，而将其改称为“符号”，这在拼音文字运动史上被视为是失败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因为这种符号是“介乎拼音文字和汉字改良之间的半新不旧的东西，成为汉字的附庸”（倪海曙：《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时代书报出版社，1948年，89页），其中的让步，被视为是与政治上的妥协所形成的共振。
《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倪海曙著
在现代国语运动史上，如果说钱玄同是悍将，魏建功则称自己是追随这位悍将的“小卒”。在老师钱玄同创办的《国语周刊》上，刊载有多篇魏建功呼吁废除方块字的文章，他说“常望我们的刊物能做到满纸不见一个‘方块字’”，甚至将废除方块字的意义与解放直接相关联。魏建功痛恨“迷恋骸骨”的守旧派，指责他们生性残毒，想要吃掉有望的青年。他号召人人都做孙行者，全力守护现代国语这个“师父”，以搭救下界一切可怜众生。
1927年，受北京学张凤举、沈尹默举荐，魏建功赴朝鲜帝法文学担任华语教师。作为朝鲜讲授现代国语的第一人，他改变了朝鲜人学汉语旧法，借助注音字母讲授音韵，对每个注音字母的发音方式都有明确的讲解，甚至会使用“开口呼”“合口呼”等专业性很强的汉语音韵名词。漆永祥在他的《魏建功先生朝鲜授课事略》一文中提供了魏建功留下的备课草稿，可见他推广注音字母的坚定信念。1928年12月，魏参加“教育国语统一筹备”工作，并被选为该会。
魏建功留下的备课草稿（漆永祥《魏建功先生朝鲜授课事略》）
魏建功推广注音字母最奇特的创造，是将注音字母刻入印章，以为推广鼓吹。在《国语周刊》（1931）第九期上，刊有一则《介绍天行山鬼代刻注音符号印章》的启事，其中规定：“一，不收酬”；“二，限刻注音姓名。一人一石；坏石头和其他质料不刻”；“三，注音用标准国语；欲注方言者自己开写，经刻者同意方为代刻。”他还在《国语周刊》上刊载注音符号印章的猜谜活动，猜中者赠印章一枚。在《国语周刊》第十八期（1932年1月16日）上“请猜一猜”活动中，刊载有如下几枚印章：
《国语周刊》还特意说明：
本刊为使人们知道注音符号不但是普及教育的利器，而且在艺术上亦有其相当价值起见，特把这五颗图章制版印出；但为引起读者兴趣计，暂不译出汉字。请认识注音符号诸公猜上一猜。第一名猜对了的，由本刊赠给天行山鬼所刻注音符号图章一块；第二名以下，也将芳名在本刊宣布。……（注意：其中有一个带汉字的。）
到了第二十期（1932年1月30日），《国语周刊》揭晓答案：
（上左）周作人（带汉字）
（上中）新国文社
（上右）黎锦熙
（下左）白涤洲
（下右）疑古玄同
接下来，在宣传现代国语的阵地《国语周刊》上，魏建功所刻印章的注音符号猜谜活动持续进行，读者也异常踊跃，以致魏建功应接不暇。于是《国语周刊》第二十九期（1932年4月9日）再登启事：
竞猜注音符号印章，本刊已举行两次，蒙读者热心赞助，踊跃投函，本刊深觉荣幸。不过近来天行山鬼的顾客太多了，本刊不好意思再为奖品麻烦他，所以以后发表注音符号印章，不再举行竞猜。但仍将印文汉字在下一期发表，诸位有兴趣猜的，仍可自家随便猜猜。
话说前面提及的“周作人”那枚白文名章，就是周作人曾在他1929年7月1日的日记里记载的那枚“收建功所刻汉字及注音字母合璧印章”。右侧为“周作人”三个汉字，左侧乃“周作人”的注音字母“ㄓㄡㄗㄨㄛ ㄖㄣ”。周氏很是爱用，有时用它作藏书章。周运在考察周作人藏书聚散之经纬时，曾在他的《乘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一书后附有这枚印章。可惜周运以为那注音字母是汉字，误将印文标注为“周作人寺（持）道”。
《乘雁集》，周运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
魏1919至1925在北京学读书期间听过周作人的课，后留校任教，与周作人往还密切。据我统计，魏曾经为周作人刻印十二枚。所刻注音字母印，除了上面这枚，还有一枚：
1964年9月6日，周氏在致鲍耀明的信中，解释印谱中的一方印时，其中第三条说：
上格朱文注音字母“周”（ㄓㄡ）字，下格右为“作人”（ㄗ ㄨ ㄛ ㄖㄣ），左则“启明”（ㄑㄧ ㄇ一ㄣ）。（《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 1960-1965》，351页）
虽然为鲍耀明作了如此详细的说明，周作人却没有提及所刻者为谁。1937年事变爆发，11月魏建功南下，周氏留平。1942年，有感于周氏事伪，魏建功撰《对周作人〈谢本师〉的果有其人》一文，宣布与周作人脱离师生关系。此后二人隔如参商。
周作人自狂飙突进的时代起，就关心语言学和国语的现代化问题，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此类议题仍常常出现在他的笔下。而魏建功的一生，则未曾间断过国语现代化事业。尽管注音符号完全消亡于我们的生活世界，透过改造文字和语言来改造观念，并且将国语的推行与现代治理边界的讨论相链接，魏建功等语言学家付出的努力不应被忘记，因为国语的现代化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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