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育:培养现代公民的人文素养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教育的重心逐渐从单纯传授知识转向更加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其中,人文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分,担负起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重任,引导他们成为具有理性思维、人文情
2021年一揭开序幕,她执拗地为自己搭建了一座“城堡”。孟小为从旅途中匆忙赶回来时,网易公司就凭借高品质的终端设备,张素英的“家”已经成了一片废墟。而张素英,推出了一款逼真的立体幻想世界的手游《天谕》。其中游戏种族汐族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精灵语”,早在一个下雪天就被送到了救助站。张素英是孟小为拍摄的纪录片《张素英的“城堡”》中的女主角。她60多岁,引发一众好奇的玩家去破译。而眼尖的台湾地区网友则发现,几年前流浪到这个位于西北一隅的小山村,那套“精灵语”不过是他们日常使用的注音符号!不禁笑道:“真没想到我从小就会精灵语啊!”“原来我是精灵我都不知道!”
这套已经废止却在台湾沿用的注音符号,在一座废弃的砖瓦窑安了家,是日本战败后由魏建功等语言学家带到台湾的。为了能让光复后的台湾同胞在短时间内迅速“说国语、通国文、懂国史”(陈仪语),跟一条土狗生活在一起。对由熟人构成的村庄而言,陈仪聘请魏建功担任台湾国语推行,张素英是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她性格孤僻,负责语言光复运动。魏建功于1946年1月抵达台北后,不怎么爱说话,立即展开台湾国语推行筹备工作,可她不声不响地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她花了将近5年的时间,所制定的台湾国语运动纲领第五条强调“利用注音符号,用一双手,沟通各族意志容贯文化”。接下来,魏建功编写《国音标准汇编》,创办《国语周刊》,设立“国语示范推行所”,回北平招聘“国语推行员”,筹办《国语日报》。在1948年10月魏建功返回北京学后,国语运动基本上延续了他的方针,注音符号也在台湾扎了根。
说到我国注音符号的历史,它肇始于清末的1892年。音韵学家痛感我国文字难写难记难学,自那一年起,发起了一场汉语发音教育,史称“切音字运动”,福建有卢戆章、蔡锡勇,广东有王炳耀,直隶有王照,浙江有劳乃宣,各各风行一时。其后民国,教育针对各地所创拼音不一致、各地方言纷歧庞杂的现状,了“读音统一会”,除了延聘音韵学家为会员外,每各派代表两名,蒙、藏、华侨各派代表一名,总计八十余新人共同研讨。迟至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重新发起废除汉文汉语的讨论,借着强劲的新文化运动之风,是年11月,教育才将经年商讨最终制定的三十九个注音字母公布出来;次年注音字母增加到了四十个。傅斯年、钱玄同、魏建功等汉字派向保存国粹派发起猛攻,一步步推进拼音文字运动。到了1930年4月,国民执行第八十八次常务会议决议,改称“注音字母”为“注音符号”。放弃“文字”的立场,而将其改称为“符号”,这在拼音文字运动史上被视为是失败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因为这种符号是“介乎拼音文字和汉字改良之间的半新不旧的东西,成为汉字的附庸”(倪海曙:《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时代书报出版社,1948年,89页),其中的让步,被视为是与政治上的妥协所形成的共振。
《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倪海曙著
在现代国语运动史上,如果说钱玄同是悍将,魏建功则称自己是追随这位悍将的“小卒”。在老师钱玄同创办的《国语周刊》上,刊载有多篇魏建功呼吁废除方块字的文章,他说“常望我们的刊物能做到满纸不见一个‘方块字’”,甚至将废除方块字的意义与解放直接相关联。魏建功痛恨“迷恋骸骨”的守旧派,指责他们生性残毒,想要吃掉有望的青年。他号召人人都做孙行者,全力守护现代国语这个“师父”,以搭救下界一切可怜众生。
1927年,受北京学张凤举、沈尹默举荐,魏建功赴朝鲜帝法文学担任华语教师。作为朝鲜讲授现代国语的第一人,他改变了朝鲜人学汉语旧法,借助注音字母讲授音韵,对每个注音字母的发音方式都有明确的讲解,甚至会使用“开口呼”“合口呼”等专业性很强的汉语音韵名词。漆永祥在他的《魏建功先生朝鲜授课事略》一文中提供了魏建功留下的备课草稿,可见他推广注音字母的坚定信念。1928年12月,魏参加“教育国语统一筹备”工作,并被选为该会。
魏建功留下的备课草稿(漆永祥《魏建功先生朝鲜授课事略》)
魏建功推广注音字母最奇特的创造,是将注音字母刻入印章,以为推广鼓吹。在《国语周刊》(1931)第九期上,刊有一则《介绍天行山鬼代刻注音符号印章》的启事,其中规定:“一,不收酬”;“二,限刻注音姓名。一人一石;坏石头和其他质料不刻”;“三,注音用标准国语;欲注方言者自己开写,经刻者同意方为代刻。”他还在《国语周刊》上刊载注音符号印章的猜谜活动,猜中者赠印章一枚。在《国语周刊》第十八期(1932年1月16日)上“请猜一猜”活动中,刊载有如下几枚印章:
《国语周刊》还特意说明:
本刊为使人们知道注音符号不但是普及教育的利器,而且在艺术上亦有其相当价值起见,特把这五颗图章制版印出;但为引起读者兴趣计,暂不译出汉字。请认识注音符号诸公猜上一猜。第一名猜对了的,由本刊赠给天行山鬼所刻注音符号图章一块;第二名以下,也将芳名在本刊宣布。……(注意:其中有一个带汉字的。)
到了第二十期(1932年1月30日),《国语周刊》揭晓答案:
(上左)周作人(带汉字)
(上中)新国文社
(上右)黎锦熙
(下左)白涤洲
(下右)疑古玄同
接下来,在宣传现代国语的阵地《国语周刊》上,魏建功所刻印章的注音符号猜谜活动持续进行,读者也异常踊跃,以致魏建功应接不暇。于是《国语周刊》第二十九期(1932年4月9日)再登启事:
竞猜注音符号印章,本刊已举行两次,蒙读者热心赞助,踊跃投函,本刊深觉荣幸。不过近来天行山鬼的顾客太多了,本刊不好意思再为奖品麻烦他,所以以后发表注音符号印章,不再举行竞猜。但仍将印文汉字在下一期发表,诸位有兴趣猜的,仍可自家随便猜猜。
话说前面提及的“周作人”那枚白文名章,就是周作人曾在他1929年7月1日的日记里记载的那枚“收建功所刻汉字及注音字母合璧印章”。右侧为“周作人”三个汉字,左侧乃“周作人”的注音字母“ㄓㄡㄗㄨㄛ ㄖㄣ”。周氏很是爱用,有时用它作藏书章。周运在考察周作人藏书聚散之经纬时,曾在他的《乘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一书后附有这枚印章。可惜周运以为那注音字母是汉字,误将印文标注为“周作人寺(持)道”。
《乘雁集》,周运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
魏1919至1925在北京学读书期间听过周作人的课,后留校任教,与周作人往还密切。据我统计,魏曾经为周作人刻印十二枚。所刻注音字母印,除了上面这枚,还有一枚:
1964年9月6日,周氏在致鲍耀明的信中,解释印谱中的一方印时,其中第三条说:
上格朱文注音字母“周”(ㄓㄡ)字,下格右为“作人”(ㄗ ㄨ ㄛ ㄖㄣ),左则“启明”(ㄑㄧ ㄇ一ㄣ)。(《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 1960-1965》,351页)
虽然为鲍耀明作了如此详细的说明,周作人却没有提及所刻者为谁。1937年事变爆发,11月魏建功南下,周氏留平。1942年,有感于周氏事伪,魏建功撰《对周作人〈谢本师〉的果有其人》一文,宣布与周作人脱离师生关系。此后二人隔如参商。
周作人自狂飙突进的时代起,就关心语言学和国语的现代化问题,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此类议题仍常常出现在他的笔下。而魏建功的一生,则未曾间断过国语现代化事业。尽管注音符号完全消亡于我们的生活世界,透过改造文字和语言来改造观念,并且将国语的推行与现代治理边界的讨论相链接,魏建功等语言学家付出的努力不应被忘记,因为国语的现代化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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