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洞见:文学作品中的人文观照文学作品往往能洞见人性的复杂面相,透视人类状态的深层内核。在优秀的文学创作中,我们能发现作者对于人性的敏锐观察和深刻解剖。通过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性的光明面与黑暗面,洞
石库门是上海的标签之一,似乎就更难让它成为一种普遍共识。本来,亭子间又是石库门一道奇异的风景。
亭子间,文学是一种应目会心的艺术,其实是石库门房子里最蹩脚的“一只角”,而关于文学的知识,在房屋结构中叨陪末座,也都是目击道存的常识。既不神秘,地位最低。它位于正房的后面,也不深奥,脚下是嘈杂闹腾、烟熏火燎的灶披间(厨房),然而,终日飘浮着难闻的油烟味。晒台是亭子间的顶头上司。有人形容,正是这些常识,晒台上一跺脚,却常常是言人人殊,亭子间里如地震。即使不是地震,异见迭出。例如,至少也要抖三抖的。亭子间层高只有二米左右,什么样的文学,长得高一点的人进去,就“额角头碰到天花板”了。小不过六到七个平方米,摆下一张床,一张小桌,就仅剩下立足之地。朝向则冬凉夏暖。真是“集万千尴尬于一身”。殷实人家,多用亭子间来堆放杂物,或给佣人居住。实际上,一般上海人家也不用佣人,鸡肋一般的亭子间就成了出租换得些许铜钿的所在。
但亭子间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虽小却有蓬勃葱郁的基因和人文景观,酿制出上海文化的经典符号之一。因为独有的质地和气韵,在石库门构造中,亭子间的知名度远高于别的隔断空间。
在热映的一谍战剧中,上海的亭子间贯穿其中。女主按组织要求,放弃自己还算像样的居室,租赁男主家的亭子间,空间逼仄,两人无可躲避地朝夕相处。这间阴暗还经常漏雨的亭子间,将一个不谙世事、行事令人着急的正直小警察孕育为一个渐渐成熟的者,又见证了一段青涩美好的爱情。对于他们的后代来说,称这个亭子间为圣地都是不过分的。
许多彪炳史册的人物都曾是石库门(包含亭子间)的租客。
1933年,先驱瞿秋白住在东照里12号的亭子间,离鲁迅当时居住的新村不远。据瞿妻回忆,鲁迅几乎每天都到东照里去看望他们,秋白和鲁迅的友谊就是在亭子间里培养起来的。
“鲁迅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我们见到他,像在海阔天空中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温暖的太阳一样。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笑,冲破了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空气。我们舍不得鲁迅走,但他走了以后,他的笑声、愉快和温暖还保留在我们的小亭子间里。”(转引自《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卢汉超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瞿、鲁都是经历家道中落的世家子弟,都拥有极好的旧学根基,良好的现代教育背景和极高的文学造诣,都推崇新思想,拥有敏锐的观察力。他们的相遇,引为知己是必然的。瞿秋白高度评价鲁迅的战斗精神。瞿秋白遇害后,鲁迅将秋白包含了关于马、恩、列的论文和诸多文学作品编成了《海上述林》出版,以为永远的。瞿秋白被军统以2万洋巨款悬赏人头,他为此东躲西藏,鲁迅的家就成了他的避难所。
一度,亭子间更像一所自我修学,成就了家的非凡传奇。苏维埃临时国民经济长吴亮平早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夏天,22岁的他在闷热的亭子间里挥汗如雨,首次翻译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反杜林论》,并编写出版了《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
就是亭子间这样一个促的空间,成了现代文学的奇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称得上作家者都与亭子间脱不了干系。
1927年鲁迅从广州来沪,住在虹口横浜路景云里。他的《且介亭杂文集》,书名“且介”,就是“租界”两字的左右上下各一半,“亭”便是亭子间。此间,鲁迅还主编了《语丝》《萌芽》等文学刊物。
也许鲁迅没想到,与他前后门相对的是他的同行,未来文学领军人物茅盾。那时失败,茅盾遭通缉,在此隐姓埋名,写出了《蚀》三曲(系列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
早于鲁迅两年,李尧棠已住进康悌路(今东路)康益里4号亭子间。虽然“常常睡在床上,听到房东夫妇在楼下打架”,却不妨碍他在这里创作了第一中篇小说《灭亡》,并第一次使用了笔名——巴金。
巴金后来曾说,《灭亡》的发表……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就从此开始了。十年后的1935年,巴金从日本游学回来,选择的仍是亭子间,只不过换到了狄思威路(今溧阳路)麦加里21号。他在这里酝酿了《激流三曲》中的第二《春》,最终成为蜚声中外的文学巨匠。
这个豪华阵容还可以延伸到叶圣陶、郁达夫、邹韬奋……看来,文学的成就,除了作家的才华,亭子间绝对是功不可没的。尽管亭子间十分狭小,但就像一位作家形容的那样,“三个人座谈就可以互相呼吸着从每个人嘴里呼出来的碳酸气。”这丝毫不影响亭子间成为知识分子的安乐窝。想象当年这样一幅场景:作家们“坐拥”亭子间,孕育并诞生着精品巨著,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步着前辈后尘进入亭子间寻找希望。于是又有了独一无二的“亭子间作家”的文学现象。
亭子间本身也成了作家的创作源泉,核心是注目底层。这是作家自身生活的体验,也是投身社会的一种自醒。
既有夏衍(曾居住于唐山路业广里42号)的代表作、话剧《上海屋檐下》,也有通俗文学作家周天籁反映上海风尘女子笑里含悲生活状态的《亭子间嫂嫂》。后者曾流传一时,“嫂嫂”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发人深思的女性形象。1990年代被作为“海派文学”代表作之一发掘出来后,反响颇巨。在贾植芳看来,如此具有人情味地描写下层生活的社会伤感故事,新文学史上还没有过。
“一·二八”战后,量人员涌入租界避难,租界房屋租金成倍上涨,亭子间更是多数经济拮据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不二之选了。有的连亭子间都租不起,就只能栖身灶披间(厨房)了。物质决定精神,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精神可以超越物质,“亭子间作家”就是明证。
木心说,也许住过亭子间的人,才不愧是科班出身的上海人。而一辈子脱不出亭子间的人,也就枉为了上海人。这可能是关于“亭子间”最经典的评论。
上海人心中永远有一个“亭子间”,但不会沉湎于此。亭子间曾经接纳和包容了天南海北,绝不是所谓的小市民和市侩气,而是一种带着强烈的上海印记的“海纳”。亭子间是渺小的、促的、隐秘的,但还是温馨的、热闹的,甚至还真实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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