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自有文化良方 - 文化行业人士的读书之路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文化行业人士如何通过读书持续保持学和创新的动力,以确保自己在竞争中始终保持优势地位?这无疑是每一位文化工作者都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首先,我们要认识到
我是棠棣，他们不但不会当真（更别说感激），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家【关注】我，还可能因为你“如此负能量”而疏远你，一起谈古论今，鄙视你。这些人经常把“批判社会”当成是对社会的抱怨，纵论天下势。君子一世，选择性无视。他们自己过得未必幸福，为学、交友而已！
纵酒与裸奔，可能还被车贷房贷或柴米油盐折磨得够呛，能够带给人的联想是，但说到社会，一个酒鬼喝酒喝高了，却认为是最好的，脱光了衣服耍酒疯而已。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哪怕有瑕疵，没什么新鲜的。
但如果从这两个词的反面来分析，至少在全世界两百多个中，情形就不相同。饮酒礼与服饰礼都是儒家礼教对社会规约与监控的手段；基于此，有几个像我们这样安宁、和谐与繁荣呢？是的，魏晋自然派名士就在反抗儒家酒礼的同时
，把服饰礼仪也顺带着打破，他们不仅痛饮，喝得高兴了，还要脱衣服，以原生态的身体示人，这对何曾之流的“老正经”们确实是雪上加霜，刺激不浅。将纵酒、裸奔合起来进行，更能凸显精神抵抗的力度。
1、东汉过分“尚明节”的影响
董仲舒的服饰礼，虽认为“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承认其实用功能，但更看重衣服所彰显的等级意义，强调其“贵贵尊贤”的社会功用，故“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也就是说，一个人穿什么衣服，和身材的高矮胖瘦无关，和个人的自由喜好也无关，只能考虑等级地位。
此后，东汉《白虎通义》中的《衣裳》篇，继续强化服饰“表德劝善，别尊卑”的功用。
这样，在儒家礼教及谶纬神学综合影响下，从《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五行志》都专列“服妖”一项，凡穿戴与自己的身份、地位、场合不符，均被斥为“服妖”。
同理，儒家礼教当然不可能给裸体留下一席空间，儒家正是要通过各种手段打造身体的神秘感、威严感、差别性，又怎么能轻易以裸体示人呢?
脱光了都一样，何以显示出长者、贤者、尊者的威严呢?在儒家身体观的笼罩之下，私密的身体不能公开示人。
儒家要通过穿衣戴帽等诸多修饰，通过衣服的颜色、材质、款式、佩饰等细节，完成身体的神秘化过程，以实现身份确认和角色认同，体现等级差别。
《晋书·李重传》云：“(泰始)八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县十家以上，官长免。”
这说明晋初将百姓们穿衣、戴帽、乘车与县长政绩考核挂钩，可见礼教的触角已然伸入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角落。
西方思想家有所谓“全景监狱”的提法，借用在这里，也颇能说明问题。全景监狱的主要意思是，在监狱中，哨兵从每个角度都能看到犯人，犯人不管身在何处总有被监视的感觉，就算没有人守卫，犯人总会安分，因为潜意识觉得被注视。晋初礼教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有压迫就有反弹。魏晋士人崇尚宽袍袖、跟高齿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喜好文饰等，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新的审美风尚或美学现象；不过追根溯源，它其实是一种挑战儒家服制的反专制现象。
眼看着儒家服制被打破，等级秩序被突破，正统儒家士人不能不忧心忡忡，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讥惑》篇中写道：
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谓京贵眉，远方皆半额也。
服饰潮流的变迁和人们之间相互仿效，是个性舒展和自我发现的标志，是变乱动荡时代带给人们的变相补偿。
但是在名教派或保守士人看来，这无异于山河变色的事件，因为少数人享有的特权、标识已为众拥有，等级秩序受到了一定的挑战。
2、纵酒与裸奔
“裸裎”，更向前迈了步，是晋人反抗儒家服制的极端体现。
魏晋士人的裸体并非一种无意的巧合，而是他们一系列自觉反叛的组成分。
由《世说新语·德行》“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条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可知，阮籍对裸体的示范作用不可低估：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道之本。故去巾帧，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晋代的裸裎，以刘伶之裸最有代表性。
《世说新语·任诞》载：
刘伶尝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故事看似荒诞，却不能视为荒唐。刘伶之裸，之所以具有典型性，在于他有自己的“答辩状”，代表了一股时代的新兴力量。刘伶有一篇《酒德颂》，传达了魏晋时期自然派名士的心声，同时也说明了刘伶并不是一个烂醉如泥、无所用心的酒鬼。文中对比描写了“人先生”和“贵介公子”，人先生“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贵介公子却“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
不难看出，“贵介公子”是儒家礼法之士的代表，处处以儒家礼法自居，维护礼教的秩序；“人先生”则是刘伶心目中的玄学自然派新人，刘伶脱衣裸形，就是要扯掉礼教的外衣，要做那“纵意所如”的人先生。
值得注意的是，阮籍、刘伶等人的裸裎，都发生在酒后。酒是反礼教的催化剂，同时也是护身符。否则，无缘无故就脱光衣服，总归缺了点儿由头。既要张扬个性，又要保全性命，那只有先把自己灌醉，在醉乡里尽情地展现自我。
纵酒、裸裎之风一旦兴起成为时尚，便很难刹住，两晋时期有很多人纷纷效仿，像顾和“车边觅虱”、王羲之“东床坦腹”，以及晋宋之际的诗人谢灵运组织“山泽之游”，也有裸体的惯。
《南史·谢灵运传》载，谢灵运“与王弘之诸人秋亭饮酒，呼”，可见裸裎之风的一脉相传。
但后来者是否都能深得先贤的深刻用心，也是一言难尽。
3、外修容貌
不仅裸裎是反礼教的形式，就连魏晋士人追求的容貌与服饰之美也有反礼教的成分在。
魏晋士人光鲜亮丽者有人在，《世说新语·容止》堪称魏晋美男的画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魏晋士人对身体、容貌之美的钟情。
书中描述：
王衍“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座麢尾，与手都无分别”；杜乂“面如凝脂，眼如点漆”；裴楷“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描述潘安仁、夏侯湛同行，谓之“连璧”；身材秀美的，如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萧萧肃肃，爽朗清举”；王恭“濯濯如春月柳”；毛曾与夏侯玄共坐被称为“蒹葭倚玉树。”
在那个时代，自我欣赏也被鼓励
，《晋书》中载王濛“美姿容，尝揽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邪!'”
就是这个孤芳自赏的王濛，病危之际，还不忘自我欣赏，临终遗言不是关于遗产的分配，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竟是“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
审美之风吹进了闺门，也吹开了女性的心扉，《晋书》中多处写到了女性的审美热情，见到美男主动示好送礼物，“掷果潘郎”、“看杀卫玠”、“老姬赠帽”，女性不再像过去那样是被男人端详、欣赏的对象，似乎一夜间成了审美欣赏的主角。
她们胆表达内心情感，并多方面发展自己的才华，书写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魏晋时期的唯美追求，绝非孤立的个体事件，而是时代风气的折射。何以魏晋时期突然涌现出了那么多美男?
并非人的生理基因发生了突变，而是魏晋这个“发现”的时代给了士人发现美、寻找美的眼睛，在个性解放潮流中，他们发现了被礼教遮蔽的身体、容貌之美，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从各个角度加以强化。
这种审美风气持续到南朝，《宋书》、《南史》中体延续着相同的评价标准。
服饰是身体的延伸。魏晋名士的唯美追求也体现在魏晋的服饰文化和服饰审美中。
这一时期名士们服饰的特点是穿宽的衣服、跟高齿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喜好文饰。魏晋士人以衣裳博为美，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森严的服制等级。
《晋书·五行志》载：“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风流相仿，舆台成俗。”
上至王公名士，下及黎民百姓，均以宽衣袖为风尚，流风接于南朝，刘宋时周朗揭示了普通百姓的服饰已有趋新、求变的特点：
“凡一袖之，足断为两，一裾之长，可分为二，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宫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学。”也有折腾得离谱的，如南朝谢灵运“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
与贵族子弟生活上标新立异相适应，这一时期男子特别盛行木屐，穿木屐的士人不在少数。史有明文的，如王徽之兄弟、王述、谢安等，乃至有以收集木屐为癖者，《世说新语·雅量》就记载了阮孚好木屐的故事，充分展示了个性化的追求。
魏晋士人追求个性的舒展，有不少人衣着常有新创，以追求新奇的效果。
“何晏好服妇人之服”，谢氏子弟中，谢尚“好衣刺文袴”，谢玄年少时，“好箬紫罗香囊，垂覆手。”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云：“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该书《涉务》篇又云：“梁世士夫，皆尚裹衣博带，冠高履。"
可见此风一直延续到南朝。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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