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好书推荐陈铁健读《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 ｜瞿秋白研究没有终点年度广

编者按

哲学视野中的瞿秋白：读《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及其他

文 | 陈铁健

1921年5月，瞿秋白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成为首批五十多位员队伍中的一员。2020年冬季，江苏瞿秋白研究会在南京瞿秋白首次赴俄百年暨就义八十五年，因故未能赴邀，但心中一直思念其人其事。恰好正在拜读张历君著《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一书，写下一点心得，祈请识者指教。

01

自杀观与柏格森生命哲学

20世纪前30年，社会动荡，历史曲折，政治无常，思涌。瞿秋白虽生未永年，却经历了足够的人生煎熬，生命体验。他早年遭遇母亲自杀，心灵遭受极震颤。母亲温厚的性格，良好的学养、纯真的爱心，令他永世难忘。母亲这样的好人，竟成为穷困、势利、诽谤摧残下的牺牲品，被黑暗社会吞噬而去。瞿秋白深感“惨酷的社会，好像严厉的算术教授给我一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他告别了故乡家园和已经逝去的少年时代，开始冲破“万重疑网”寻求新路的旅程。

瞿秋白1919年春到达北京，自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人生观’。一分的生活经营我的‘世间的’责任，为自己立生计的预备；一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的功夫。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瞿秋白刻苦读书与哲学思考，是互为补充和增进的，是他察人生，追求合理生活不可须臾分离的环节。人生而必死，只有一次短暂的时光，弥足珍贵，倘能做出非凡业绩，定会死而无憾。

瞿秋白

参加五四运动，使自幼饱读诗书，深受儒释道诸家熏陶的瞿秋白从避世、厌世观中解脱出来。面对西方思潮涌入，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面，瞿秋白重新对社会改造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他一扫悲观厌世情绪，声疾呼：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要有历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瞿秋白最初受改良主义、无主义特别是受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的影响，憧憬和平自由博爱、无阶级、无、无的社会理想。他关注上海烟厂的工人，北京街头的人力车夫，帽子作坊的工友，掏粪夫，天津的裁缝匠，江浙湖北卖妻鬻子的农民，更加关注的是青年学生的命运。

1919年冬，北京学学生、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林德扬，因为对社会现实极度失望而自杀身死。瞿秋白先后写《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自杀》和《社会运动的牺牲者》，对自杀者的“急激的嫉俗思想”“热烈的感情”表示同情，但自杀者毁灭自身行为并不可取，而应当把这种牺牲的勇气转变为随时解剖自己，扬弃自身弱点，达致觉醒的行动。这是对旧思想的“自杀”“应该天天自杀，时时刻刻自杀”；“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自由神就是自杀神”。林德扬“他本来是爱人类爱生活而奋斗的。结果倒是轻蔑人类轻蔑生活而把它们抛弃了”。觉醒、抗争、创造，并非一蹴而就，常常与痛苦，甚至与死亡为伴。“自杀神”就是创造新信仰、新思想、新社会的牺牲精神，因而也就是“自由神”。

瞿秋白在《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一文中，把佛教哲理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联系起来，他写道：

《圆觉经》上说：欲因爱生，命因欲有。Bergson(陈按：即柏格森)说：生命的进化，不外意识的激潮……。生命的巨流本来是“瀑流恒转”，意识和物质的激战息息不已，所以有进化。这生命的持续Duree实在没有一刻息的，没有一刻不进化，没有一刻没有破坏，也没有一刻没有成功。我们人生的生命，也是这持续中间的一份。我们的意识应当向上发展，也没有一刻不向上发展，竭力往“爱”的一方面去，万万不可以堕落到昏睡一方面去。象预备着自杀去奋斗的办法，实在是“生其嗔心”，象想抱一个固定的理想去解决社会上的具体问题，实在是不知道社会，没有观察明了社会的实质。

柏格森哲学代表作《创造进化论》于1907年问世，认为进化的过程是“生命冲动”的绵延，不断发展，不断产生新形式。进化是创造性的，而非机械的。其发展过程有两条主线：一由本能，导致昆虫的生命；一通过努力进化而产生人，二者都是“生命冲动”的结果。柏格森学派虽未形成，但其影响及于文学(萧伯纳)、政治学(索列尔)、绘画(莫奈)、音乐(德彪西)、宗教等方面。1900—1914年出现柏格森热，1915年柏格森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192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张历君说，从1900年代到1910年代起，柏格森生命哲学便已成为知识分子的热门讨论话题，梁启超、胡适、梁漱溟、黄远生、叶圣陶和钱智修等，对人生问题、人生哲学、柏格森和倭伊铿学说的讨论和接受，影响着一代年轻学子。瞿秋白在常州府中学堂学期间，便已熟读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和《新民丛报》；后来又读胡适《哲学史纲》上卷、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张历君说，早在瞿秋白的中学时代，从日本明治末年开始流行于日本的“人生哲学”和“人生观”论述，就已通过梁启超著作及编辑的刊物，影响着瞿秋白的思想发展。前述瞿秋白就林德扬自杀事件所作评论文章中呈现的自杀观、生命意识等问题，就是确证。如果熟读瞿秋白那两写于1920—1921年奔赴“饿乡”、领略“赤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一定会被作者“发自心声”和“深刻的哲学见地”所打动。时而“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时而“在这‘生命的流’里，要求个性的自觉”，佛教菩萨行思想和柏格森生命哲学杂揉拼接，展示了瞿秋白早年的文化创造力。张历君认为，

“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佛家因缘网的观念，为瞿秋白接受辩证唯物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惟有充分肯定瞿秋白等左翼知识分子思想中的知识(杂交)现象，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他们为左翼理论和实践所作出的贡献，而他们的思想实验也是马克思主义化最坚实的理论源头和基础所在”。

张历君说：为何笃信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佛教阿赖耶识(佛教“八识”中的第八识，被视为宇宙人生总枢纽)的瞿秋白，摇身一变而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因为在瞿秋白看来，二者的“暴流不断，恒转不息”的变化和运动，与运动不断、因果相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互变律”即辩证法，只是一线之隔；而“佛教人间化的愿心”，也可以打通“共产主义人间化”的理想。张历君这些评断是符合瞿秋白思想复杂多变演进过程的。

02

瞿秋白多重复杂的思想

钱钟书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人类思想的多样性，基于生命的同一性。人的肤色可有黑白黄红褐，口味能分苦辣酸甜咸，人的心脑肺胃肝却是一致的。思辨能力的差异迟速，终有交叉融通之时，越到现代，中西思辨越益接近重叠与会通。张历君将瞿秋白的早期思想、政治和文学实践，理解为20世纪“跨文化现代性”的重要案例，积十多年之功，写成《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一书，力求展现瞿秋白生命体验中的多重复杂的思想世界，试图回答瞿秋白如何跨越种种二元对立的界线，把来自各种不同文化脉络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转化成崭新的思想和书写轨迹。以下例证，颇有启示。

例一，瞿秋白在前述评论林德扬自杀事件时，引用《圆觉经》经文“欲因爱生，命因欲有”，借以阐述柏格森的“生命”概念，并以佛经中“爱”的概念增补和重写了“生之冲动”这个概念。同时，反过来以“生命冲动”概念增补和重写了佛经中对“爱”的理解(陈按：指妄情妄识的污染义的爱)，将“爱染”转化为对生命的正面拥抱。这显示了瞿秋白思辨的活力。

例二，瞿秋白从1919年春开始到北京学旁听文科课程，1920年初加入李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杜威到北京学演讲的第二天(3月6日)，瞿秋白写《心的声音·绪言》，开首引用佛经“香象渡河”意象，把“心”喻为深不见底的恒河水，借此表示“心”之难测莫名：心声不在外面，也不在里边。柏格森认为，在记忆和意识的领域里唯有变化和运动本身存在，而“不变物”甚至“变化之物”其实都不存在……因为音波本身不带物质形象，它是纯粹的绵延，是纯粹的“不可分之说”，这个关于“心”或意识的概念，正是瞿秋白所说的“心的声音”。张历君说，

“事实上，柏格森有关‘生命之流’和意识的概念和意象，在瞿秋白的两本《新俄国游记》中可谓俯拾皆是。但在以往的瞿秋白研究中，这奇诡的写作景观，却一直遭受冷遇”。

就我所知，王观泉、王铁仙和我写的瞿秋白传记，都忽略了柏格森生命哲学对瞿秋白的影响。1991年后，胡绍华、鲁云涛、傅修海等有关瞿秋白研究书文中，虽已涉及这一问题，但未引起广泛关注。

例三，张历君引用瞿秋白1924年1月写给妻子王剑虹信中谈及“调和社会生活和恋爱生命”的问题，认为瞿秋白讲得很清楚，爱情和工作构成了生命无法或缺的两面。爱情是“生命的内容”，工作是“生命的物质”。这两者的最基本的矛盾冲突，构成了他“内矛盾的人生观”的基本形式。唯有把外的世界彻底转换成“一个共同相亲相爱的社会”，人类的“生命”和“自由”才得以落实，而“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对瞿氏来说，“爱”绝对不单是“个人”的问题，“要爱，我们家都要爱，——没有爱便没有生命——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他不是自由花魂”(张书结语第二节)。当时，瞿秋白倡导“历史工具论”，即要成就和解放，者应当放弃个人的自由，成为运动的“工具”；然而，者参加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实现自身的自由愿望。这是一个一时无法化解的两难公式。瞿秋白短暂的一生，都处于这种矛盾焦躁状态。

瞿秋白与妻子杨之华

例四，1923年1月5日，瞿秋白由苏联返抵北京后的第二天，出席北京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卜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殉难四，并发表讲话。同年8月，瞿秋白写《新的宇宙》一文，卢森堡，内中引用卢氏狱中书信所说对的疏远，对自然的亲近，对“新宇宙”的渴望，并非是卢氏“对变节的征兆”。十二年后，1935年5月，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道：

“永别了，亲爱的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始终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

张历君指出，纵然瞿秋白认为自己始终无法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他都始终没有背离心中那个无产阶级的理想。他依旧留恋这个“美丽的世界”。在这个“美丽的世界”里，不但有自然的美也有那生生不息、无止无尽的斗争的生命。瞿秋白是一位有诗情有哲思的人，天然向往美丽与自由，鄙视丑恶与专断。他把人生的意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并以紧迫的心情和执着的努力，秉持高远理想，追求美丽人生。虽前途未卜，成败未知，却艰苦跋涉，奋进不止。

03

《多余的话》：悲情与良知

谈瞿秋白必谈《多余的话》，张历君也如此。刘福勤在《心忧书》里对瞿秋白自责“滑稽剧”一词，持否定的态度：“‘滑稽剧’，比喻很失分寸，……使用这比喻，是作者的心情一时由深自内疚转为妄自鄙弃的表现”。张历君认为这明显是在为瞿秋白辩护。这是值得商榷的。张历君援引丁玲写于1939年的《与友人论秋白》，一文，认为丁玲把瞿秋白一生理解为“自己的斗争”的过程，无疑是准确的。丁玲所说的“自己”也就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反复提及的“异己的”文人和绅士意识。

瞿秋白《多余的话》首次完整刊发于《逸经》1937年第25、26、27期

《多余的话》已经成为瞿秋白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话题。见仁见智，话山话水，各抒己见，均无不可。1979年我写《重评》，意在为所谓“叛徒自白书”平反正名。后来看到丁玲、吴江、吴小龙、刘福勤、张秋实、虞友谦、傅修海等相关评论，多受启示，形成下述观点。

《多余的话》所呈现的多层面的心忧之言，是瞿秋白在那种不正常的国际国内的政治背景下精神生活作负向运动的结果。他曾几度遭受在莫斯科掌控下米夫、王明等极左帮派残酷无情的打击，顺人不失己，外服内不服，力求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面对暴虐不公，他责问的往往是自己。这种外曲内直的精神状态，使对自己过分认真而又需要应对外力压迫的瞿秋白，活得很苦。《多余的话》写于狱中，是为他的心灵而写，也是为他的亲人和而写，最后要被敌人拿去看。因而写法简括婉曲，幽隐含蓄，一些热话冷说、正话反说的文字，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或为敌人歪曲进行宣传。瞿秋白对此应能料到，故而在卷头置引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事情恰如所料，在“知我者”中，有的人也许真的没有读懂，有的人则故作不懂，甚至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加以曲解。

《多余的话》中隐含的二元结构，与瞿秋白自谓的“二元人物”完全契合：一个是作为文弱书生的瞿秋白，一个是作为烈士的瞿秋白，矛盾着，冲突着，胶着融合成为一个真实的瞿秋白。他的二元人生观，表现为“出世”和“救世”。少年时代的“避世”“厌世”，躲避现实，远离政治，谓之“出世”；试图以文化救国，参加五四运动，接受，远赴苏俄“辟一条光明的路”，是谓“救世”。参加后经历多次内斗争，备受摧残，身心俱伤。继陈独秀成为斯林指挥失败的第一个替罪羊之后，瞿秋白则因执行莫斯科的盲动路线而成为第二个负罪者。他先是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职务，继而奉命纠正“立三路线”后被冠以“调和主义”“两面派”，逐出。当他与鲁迅从事左翼文动取得辉煌成绩时，又被“左”倾分子诬为“阶级敌人在内的应声虫”，驱赶到苏区。而当红军退却西征时，他竟被掌权者当作包袱甩在即将沦陷的绝地。只要稍微知道一点批判王明一伙错误时所揭露的六届“会及其前后内斗争的黑幕”，人们就不难明白瞿秋白对“生命没有寄托”“中年以后的衰退”“十足的市侩”“滑稽剧”“假面具”“戏子”“演员”等无奈、伤感、哀叹、自诬的深意。摆脱了内斗争对一个书生者的性格扭曲，他又回到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

《多余的话》，是一个坦诚的共产主义者在生命尽头对于如何确切弄清共产主义并寻找实现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提出的一种呼吁，而这种呼吁对于全体人显然不是“多余”的。瞿秋白从苏联带回的基本是以无产阶级和专政理论为核心、以苏俄体制作为原型的列宁主义。这种理论在莫斯科遥控指挥的夺权行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瞿秋白心感身受，体验至深。他所发出的呼吁和警示，半个世纪，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没有读懂。但是历史进程的坎坷给了后人更多的教训和启示，不少人终于明白了。

《多余的话》或许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不能为烈士的形象增添光环，却成就了一位没有伪饰的人和文化精英的瞿秋白。他那真诚丰富的心灵和深挚感人的人格，将会启迪和引导后人面对那令他至死心忧的一切，继续他那深沉的思考。瞿秋白追求的“美丽的世界”自由和谐的理想，与他所遭遇的种种不良手段之间的矛盾，铸就了他的二元性格。二元矛盾实际运行的结果，是手段无情地绞杀了理想。经历多年的精神苦旅之后，剩下的只有“多余人”的困惑。无法摆脱二元矛盾的瞿秋白，即使走到生命的尽头，也不能忘情于调和这种矛盾，于是就有了隐含二元结构的《多余的话》。

瞿秋白的人生悲剧，尤其是心灵悲剧，带有他自己的性格特征：者的正直、真诚、执着和清醒，又不免书生的天真、偏激、忧郁和脆弱。在《多余的话》中，既能看到他心灵的消沉、困惑、无奈和悲观，也会感知其中隐含的坚定、乐观、积极、反思，诗人兼哲人的气质风度，家兼文学家在生命最后时刻同时闪光而达致的境界。那是他生命交响曲中，人的至性真情的最终张扬。往昔不正常年代，鲁迅成神，瞿秋白为鬼，颂鲁而鞭瞿。其实，他们都是“凡人”。近读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记住了书序中的一段话，同样可以用来评价被鲁迅视为人生知己的瞿秋白——

瞿秋白赠给鲁迅的诗《雪意》，署名魏凝

不要把这“凡人”理解得过于狭隘，以为它就是平庸和卑琐的同义词？

不妨看他作自己的同类，也是一个社会旋涡中的挣扎者、苦斗者，甚至失败者。

更不能忽视那挣扎背后的深思，苦斗之中的坚忍，失败所蕴含的启示：与天神的轻松的凯旋相比，凡人的苦斗之后的失败，才更值得深思，也更令人尊敬。

04

瞿秋白研究没有终点

自问学以来，我对理论问题少有兴趣，对哲学更不敢问津。抽象深奥、生涩拗口的哲学概念，越看越不明白。陈乐民前辈是我敬重的学者，他说：“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则是越研究越糊涂。哲学是永远不会有结论的‘打破砂锅问到底’之学”。这是智者的调侃，还是无知者的自嘲？从陈乐民所著充满哲思的《启蒙札记》《中西之间》《哲学絮语》《书巢寻理》诸书看，他是智者，而我应在无知之列。我读张历君《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一书，初读也有晦涩之感，反复读后，有进一步理解。当然，也有一些难解或可议之处。

瞿秋白就义前的遗照

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一旦离开历史叙事，只作概念推论，极易陷入空洞逻辑链条的反复纠缠，使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云。言而有据，持之以故，事实与评价的良好契合，哲学与史学的互相会通，正是张书的可取之处。因此，研究五四时期思想界及其人物，应当认真读这本书。

张历君的业师李欧梵为张书作序，谓治学宜用新眼光，新方法，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互相交流融通，各展所长，共同发展。这些意见，不无参考价值。李欧梵对的瞿秋白研究状况，自称是“完全门外汉”，语气却绝对权威，断言这些研究“都跳不出一个史的思想传记框架”，云云。

瞿秋白是书生政治家，第二任，他的生涯是史重要的一环。瞿秋白从变成“叛徒”长达十几年，学者在同样长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用无可争辩的事实为他洗冤、平反、正名，自然是在“史中的思想传记框架”内展开。这些研究的成果，并非没有缺憾，会有某些忽略和遗漏。但从张历君书中对瞿秋白生平思想重要节点上的叙述，几乎完全来自学者的著作，便可证明学者的瞿秋白研究并没有李欧梵贬斥的那样不堪。

1979年至2018年，四十年间，我与港台及海外华裔学者多有学术交流，其中黎东方、陈志让、唐德刚、吴天威、张玉法、蒋永敬、陈三井、卓遵宏、刘凤翰、张灏、姜新立诸公，以及李又宁女士，或睿智，或沉静，或率真，或耿介，或温良恭俭让俱佳，无不令人钦佩。即使政治观念不同，甚或对立，依然以礼相待，平和切磋学术。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不敢恭维者，自以为脱土入洋，弃中就西，已修炼成为“准洋人”，自鸣得意之际，总喜欢指天画地，盛气凌人。我只觉得这种人可笑，不想对他们说什么。

瞿秋白研究仍在深入，也需要深入；还没有走到无话可说，无书可写的终点，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解开的谜。有些谜不是学者能解，而应当由政治管理者来解。例如，瞿秋白担任领导时参加会议的原始档案，隐于其中的秘密，学者岂可臆测？同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档案虽已披露不少，但是涉及中苏、与联共(布)之间核心问题的密档仍多未解，这也不是学者所能问津的。这些禁区的，还要期以时日。

福建长汀县瞿秋白烈士碑

瞿秋白研究任重而道远，寄希望于后之来者。相信今人或后人，将会继续瞿秋白当年的思索，把他苦苦调和的二元矛盾的心结打开，从而发现一个有别于二元矛盾的三元境界，那无疑是对瞿秋白思想研究的突破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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