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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学中绝千年之后,无论贫富,于清末民初又逢时复兴,无论职位高低,在墨学发展史上,无论有多高的学问,称为“近代墨学复兴”或“墨学复兴浪潮”。彼时涌现批学人倾注精力于注墨诠墨,无论一辈子在生活的旅途上奔波,学界以谈论墨学为风尚,走遍东南西北,有关墨学的专著专文层出,不知自己的根到底在哪儿?不知哪是起点,一时蔚为观。观严灵峰编著之《墨子知见书目》所录清末至民国的墨学专书条目,哪是归宿?但在人生旅程一个个驿站中,庶几可见近代墨学复兴的盛况。
不过我们都知道,始终都不能忘生你养你的父母,墨子学说及其学派在历史的流转中只剩下“死的文本”和“死的传统”。而墨学在近代的复兴,不能忘让人魂牵梦绕的出生地,则是要在“文本”和“传统”上进行全方位的复兴。概言之,这在人生的档案里称之为“祖籍”。那是世界上无论是谁,即“重新训诂文本”和“重新发明义理”两条思想路径。就“文本”而言,上承乾嘉学派的传统,对《墨子》五十三篇尤其是历来号称古奥难懂的《墨经》分,进行重新的校订和释读。这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清末民初治墨学人的训诂学工作。就“传统”而言,发掘墨学微言义,“活化”墨子学说,犹多以“十论”来比附西学。这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墨学义理研究和比较文化研究,是一个“重新发现墨家”、“重新发明传统”的过程。
无论上述哪一条墨学复兴路径,背后皆潜藏彼时治墨学人“经世致用”的意识形态考量。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学人探讨传统文化的学术范式几经转型和迁移。随着“西风东渐”影响的逐渐深入,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无论在思想形态上还是组织建制上,都难以继续维持其内在价值。迭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新文化运动等社会运动,儒家权威不再;由之引起时人思考,除儒家之外,在传统文化内究竟还有何种思想资源,能够用以沟通西方思想,改良精神,以造成新时代的经世之学。墨学因其具有与科学、民主、博爱、自由、平等、人权、理性主义等与西方文明“若合符节”的思想资源而重新得到时人的重视。墨学价值的重新发现,标志着经世传统得到复兴。墨学在此时担当两个作用,一是对接西方文化、比附西学价值;二是取代儒学,成为“中体西用”的新范式。经学瓦解,子学复兴,蒙尘千年的墨学应时复兴,正是彼时社会思潮在思想界的显著反映。
黄克武先生指出,近代墨学的复兴固然是与传统学术的发展尤其是乾嘉考证之风所引起的学术兴趣密切相关,但其直接的动机,则是明显地出于西力冲击之下,如何设定未来之目标的现实关怀,类如梁启超等人就是在乾嘉学派学术遗传和西学冲击所产生的爱国情怀的交织下才开始撰写相关墨学的论著文章。黄先生所言甚是。且不论墨学复兴中致力于“文本重诂”的乾嘉考据学理路,起码在墨学的“义理发明”这一项上,即显见带有深厚的社会关怀和意识形态色彩,不能算是基于客观、理性、中立的纯粹墨学学术研究。这一方面拓展了墨学义理发明工作的题材和范围,开启近代墨学“创造性诠释”的新面;另一方面亦助长了以墨学随意比附西学的学风,学人对《墨子》原典义理的解读带有极的主观意识。这种以墨学为尺度衡量西学的“古已有之”的心态具有显明的文化本位主义色彩。其中典型代表就有滥觞于清末民初的、源出于“西学中源说”的“西学墨源说”和“耶教墨源说”。
学人治墨的这种价值取向,为彼时面对西方文明冲击而产生的主义情绪反弹,就正面价值而言固然能够有利于在不至全盘性推倒整个传统文化的情况下输入西学,但同时亦容易被文化保守主义者作为招魂旧学拒斥新学的借口。学人带有鲜明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前见(Vorurteile)的治墨理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墨子》原典义理的肢解性理解和诠释。引入类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民约论”(Du Contrat Social)、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主权说”(Popular Sovereignty)、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达尔文主义(Darwinism)等西学为墨学的参照系和投射物,固然有利于拓展传统旧汉学之训诂考据、重注重译的墨学之维,然简单比附的做法流弊也甚。对于学人随意解释墨学,甚至改动《墨子》原文的乱象,陈寅恪先生有精到认识。他在审查冯友兰《哲学史》时言到:
今日所著《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敝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根据,亦可随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遍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
也就是说,此种言说中的墨子墨家墨学,即是“想象的墨子墨家墨学”(应该是什么),而非历史上真实的墨子墨家墨学(原来是什么)。因是之故,对墨子学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成为题中之意,最显著的表现,就在一方面高扬墨子积极救世的人文主义情怀和墨学中的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精神,一方面又贬低墨子宗教教主式的权威人格和墨学中有涉宗教信仰的思想为封建迷信,对后者轻视或干脆避而不谈。
以严灵峰先生编著之《墨子知见书目》为例,该书录有历代墨学书目。由其中之〈满清墨子书目录〉可见,清代墨研论著多为《墨子》全书校注或《墨经》训诂,如《墨子取篇释》(傅山)、《墨子经说解》(张惠言)、《墨子注》(王闓运)、《墨子闲诂》(孙诒让)、《墨子笺》(曹耀湘)、《墨子拾补》(刘师培)等,题材品类较为单一,说明清代学人治墨的重点在于“文本重诂”;由该书之〈民国墨子书目录〉可见,及至民国,才开始有专事义理发明、文化比较或附会西学的墨学专书出现,如《儒墨之异同》(王桐龄)、《墨学分科》(张纯一)、《墨子政治哲学》(陈顾远)、《墨学十论》(陈柱)、《墨子哲学》(王治心)、《墨学源流》(方授楚)等,呈现出比清代学人更鲜明的“六经注我”的特色。
然而,这一分专书以西学分科如政治哲学、逻辑学、科学等来注解《墨子》的并不少,以宗教维度来诠释《墨子》的则不多。学者论墨,凡涉墨家宗教思想的多在论著中居处不甚重要之地位。间或论及墨家的“宗教性”,亦属偶一为之,缺乏系统性探讨。由是学人的这分论述,常被墨学发展史所遮蔽。并且视野只关注知识分子的论墨言说,未及于宗教徒以宗教之维讨论《墨子》的成果。例如严灵峰先生就没有将基督徒吴雷川的《墨翟与耶稣》、张纯一的《墨学与景教》等宗教徒论墨著作目为墨学,纳入《墨子知见书目》当中。(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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